51.揭穿造假《自知录》，阻止流通免祸胎
当时四川有一位姓刘的居士，皈依宝一法师。在宝一法师极乐庵中，有两位湖南的女居士，其中一位姓胡。刘居士以胡女士名义编造了一本《自知录》，石印若干册送人，书中专门以大菩萨所得不思议境界，作为那位女居士所经历的境界。目的是为了抬高其师父的声价，其师父也在书的顶格写下同意流通的眉批。
民国十三年初夏（四月），上海罗济同居士得到一本《自知录》，石印一千本，准备送人。丁桂樵居士叫罗居士给印光大师寄了一包，丁居士同时给大师来信，请大师对这本书作详细的批语并作序，以便大量流通。大师收到书的当天看了一遍，当天就把书完全寄回去，并给丁居士回信说：“以初心人率皆不在一心至诚忆念上用功，而常欲见好境界。倘一见此书，不去按胡女士之真实用功上学，专欲同胡女士见好境界。以急切之狂妄心，常作此念。必至引起宿世怨家，为彼现彼所慕之境。及乎一见此境，生大欢喜，怨家随即附体，其人即丧心病狂，佛亦不奈何彼矣。胡女士之所说，光亦不可直谓妄造，然亦不敢谓为实而无伪。何以故，彼果得到此种境界，岂有不知此说误人之理。祈与罗济同说，从今切勿再行送人。所余之书，当付丙丁，以灭祸胎。”
过了几个月，杭州王谋凤居士见到《自知录》，也想石印流通。他把书寄给大师，请求大师决断是否可以流通。大师就把与丁桂樵居士书信的大意，告诉王居士。王谋凤居士于是停印，并把大师的回信，刊登在《佛学周刊》中。
展开剩余98%秋天，大师到上海，向罗济同居士问起《自知录》是否散完了，罗居士说还有二、三百本，不敢散，准备烧掉。大师说，烧掉这本书的功德无量无边。
民国十五年春，浙江余姚的一位居士，也想石印《自知录》，大师又加以制止。余姚的居士把大师的信登载在《迦音报》上。到六月的时候，《自知录》的伪造者刘侣青看到《迦音报》上大师的书信，于是给大师来信，辩驳大师的观点，更加推尊胡女士，并将胡女士的传记寄给大师。传中说胡女士临死多次显神通，临终之时一女士在家，见胡女士过来，忽然现身无量，后来方知是其临终之时。
印光大师看了传记后感到好笑，回信说：她既有此大神通，也应当给我显一显，若显，当推尊其人。仍然不赞成流通《自知录》，以免误人。事实上，同样皈依宝一法师的湖南某位居士，来普陀山谈到胡女士说，胡女士习气很重，动辄生气，有时骂人，最后是吐血而死的。杨鸿范夫妇一同皈依宝一法师，来普陀山的时候，印光大师把刘某寄来的信及胡女士的传记给他们看，他们都说不真实。实际上胡女士死的时候，佛都不会念，何况显神通呢。罗济同居士到北京也打听到胡女士的实底，了解到胡女士人很聪明，而烦恼甚重。住在极乐庵的时候，稍不如意，就骂人。后得吐血病，不久就死了。其人之文字，也没有书中写的那么通畅。
大师分析《自知录》：此书万不可流通。虽无外道话，但专谈自己所得之境界，绝不说如何用工。初心人看之，均想此境界，必至著魔。凡外行人看之，无不欣跃欲为流通。而不知其为著魔之过多，令人真修之功，被此境界所阻。如置毒于醍醐之中，食之则必至杀人，可叹孰甚。大师还指出：“从来净土知识开示人，但只在法门行相上讲谈，绝不将自己之境界搬出来与人作则，彼既不知此之利害，则其工夫殆多虚设。”
大师不胜慨叹，时当末法，人多作伪，每每求名闻利养及欲后世以法身大士奉己者，皆凭空伪造种种事实，以眩惑无知，坏乱佛法，疑误众生，何苦以虚名而获实祸，至于永劫沈沦也。可以说，若不是大师出面阻止《自知录》的流通，天下不知会有多少因此书而着魔发狂。
52.汪含章正念往生，法雨寺佛七灵应
江易园居士从事教育，积劳成疾，医药无效。后来听从朋友江味农居士的劝告念佛，结果多年沉疴顿然消失，因此带领全家都吃素念佛。
民国十三年（1924年）阴历十月，江易园的夫人汪含章生病，在痛苦的时候，发愿愿意早一点往生西方净土，见佛闻法。又三天前，即十月二十七日，汪含章的姑姑梦见金光满室，光中菩萨，不计其数，以为媳妇的病，会很快好起来。十月三十晚上，汪含章对照看她的人说：楼上佛堂，木鱼声很清亮，屋床壁间，都是金字经，光明照耀，你见没见到，听没听到？到第二天未时，汪夫人结跏趺坐，念佛而逝。逝世以后神色端严，一点也没有死人相，通身都冷了，头顶还是温热的。先前她的两腿肿胀，不能动屈，等到快逝世的时候，两腿回复正常，因此盘腿坐着逝世，如入禅定。
江易园居士率领儿女和同村的同修道友，至诚念佛，为夫人助念，过五个小时后，才安置遗体，设置灵堂。招待客人一概不用荤腥。村里人按照传统希望来送公祭，江居士劝阻了大家，只要求每天来一班人，念佛两个小时。
丧事办完之后，江易园给印光大师来信，希望做佛事追荐夫人。十一月十六日，大师收到来信，认为做佛事打念佛七（念佛七天）最为有效。大师把信给法雨寺住持看，决定给汪夫人打一场佛七，放一场焰口。下午，大师到念佛堂为僧众开示约一个多小时，说明佛七的缘由和念佛利益，介绍易园居士的真诚，各位法师听了以后，都竭诚尽敬念佛。
十一月十七日，大师给江易园居士回信，表示根据其夫人临终之相，可以判断决定往生。说明佛事安排，准备于弥陀圣诞日开始，二十三日圆满。大师本人则打算在每天朝暮课诵后为汪夫人回向，总共回向七天。大师信中开示：“又人之临终，只可念佛，不宜持咒。以念佛令彼听，彼虽不能念，听见佛声，心即清净。若持咒则只有加持力，彼无由随诵。此从古以来之定例。助念于将去时为最要。岂持咒毕，方以念佛回向乎。光《文钞》中亦有其说。凡一切念佛不念佛人，临终俱宜念佛以助。切勿另诵别种经咒。则不能令彼心中默随也。关系非小。故为补书于后。又人之临终，助往生念佛，只宜击引磬，不可击木鱼。木鱼声浊，引磬声清。阁下试于朝暮念佛时，息心谛听，自知优劣。”
佛七圆满的那一天晚上，汪含章的儿子江有朋其子有朋，梦到信报纷至沓来，他取一封信，往楼上佛堂看。见佛堂中悬一大灯，光明四彻，远逾电灯。打开信封见有画一张，中有大红莲华，华有台座，华下列小字两行，不复记忆，周围有众多小华，华下之水，其色如银。得此吉祥的梦，可知母亲决定往生。
次年二月，江易园居士来信请大师撰写《汪含章夫人往生记》，大师回信开示：“二十日接手书。不胜感愧。令夫人宿根深厚。加以志心念佛。及阁下全家代为念佛。故有种种境相。可为往生之证。至于法雨佛七圆满日、有朋所得之梦。乃由令慈乃阁下全家之诚、感三宝加被。得见此瑞。实则阁下全家之至诚所感。使阁下全家无此诚心。纵法雨僧至诚之极。亦难有此瑞相。何也。以根本不立。枝末焉茂故也。所有重叠瑞相。皆可证明往生。”
三月，《汪含章夫人往生记》撰写完成。大师开示：“夫众生之心，与阿弥陀佛之心，觌体相同，若以信愿忆念相感，必致弥陀慈悲誓愿摄受。故此间发心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七宝池中，即生一朵莲华，倘精进不退，则其华渐见广大，待至其人临终，佛与圣众，即执此华，接引往生。”
53.监狱说法开风气，慈悲化及狱中人
早在民国十年冬天，定海知事陶在东居士筹备监狱讲经，欲请普陀山派法师讲经，普陀山各寺开始不同意，印光大师出面表示支持，全山开会推荐智德法师（印光法师称智德法师戒行甚严）应聘，十月二十二为开讲之期。这是大师最初对监狱讲经说法活动的支持。
当时项伯吹先生参观定海监狱讲经活动后，写了一篇《参观定海县监狱讲经记》寄给大师。大师阅后，撰写了《项伯吹先生定海县监狱讲经参观记跋》。跋中说：“乃命普陀前后两寺住持，择山中戒行精严，经教通明僧，为教诲师。两寺住持祈选在家通人，以充此任。陶公谓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教化狱囚，不徒在于能宣说也。遂举智德法师应聘。至开讲日，其布置，与其演说，及所拟之章程，无不一本于诚。居然以监狱为道场，以狱囚为法侣。为定海立县以来之所未有。良以陶公知狱囚以失教而犯法，一本格物致知，明明德，止至善，及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作佛之意，而为此举。可谓知大体，本赤诚，不愧为民父母矣。”
民国十三年元旦，京师第一监狱监狱官发大心，特请具德法师，为监狱诸佛子，说三归五戒。大师为之作序赞叹“即监狱为道场，即囚犯为法侣。实为从古未闻之奇事。足征佛法实为烹凡铸圣之大冶洪炉。无论若何之顽金钝铁，一入其中，悉皆铸成微妙庄严之佛菩萨像。”并对监狱的佛弟子们提出要求：“汝诸佛子，初以干犯国法，致囚监狱。继由得闻佛法，便染佛香，成佛法器。以恶因缘，成善因缘。非多劫深种善根，万无如此侥幸。譬如摩尼宝珠，能随人意，普雨众宝。由其不识，掷之圊厕。不但无雨宝之功能，而且体质直同粪秽。幸遇智人，知是至宝。从厕取出，种种洗涤，兼用香熏，俾还原质。然后悬之高幢，便可放大光明，随人所需，而雨众宝。佛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以故纵令迷之及极，行诸恶逆。如歌利王割截身体，终无一念弃捨之心。而复常伺其机，为之启迪，令得度脱。以其所重在佛性，一切恶逆罪垢，皆不暇计虑故也。汝等若能了知如上所说若法若喻，自可不辜佛化，不负己灵。而政府，监狱官，说法说戒僧之一番厚意，亦不虚设矣。尚期努力进修，则幸甚幸甚。”
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四月八日，漕河泾监狱感化会成立，请大师为名誉会长。王一亭、关絅之、邓余生、戚则周诸居士都到监狱说法。大师给作监狱教诲师的弟子乔智如（名恂如）回信嘱咐：“凡人做事，当认真做，不可潦草塞责。况佛弟子为监狱之教诲师，有感化人心，成就正器之责任乎。”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二十九日（月尽日），大师在上海参加在功德林召开的监狱感化会。次日，江苏第二监狱典狱长吴堂敦请大师到监狱去说法。邓璞君及高检厅周厅长，地方审检两厅长沈、孙二君、看守所长朱材因等陪同大师到监狱。由吴典狱长将全监犯人，分两班听讲，到下午四时讲完。犯人都很感动。这是大师第一次亲自到监狱为犯人说法。
大师还给在监狱服刑的一位弟子章道生去信开导：“世间祸福，相为倚伏。唯在人之善用心与否耳。汝由入狱得闻佛法，乃不幸中之大幸。当作良导想，则更能心得清净矣。”又说：“汝谓监狱为恶道，则过矣。古之监狱，苦不堪言。今之监狱，直同闭关一样，有何苦受。彼不在监，奔波劳碌，谋衣食不得者，不知多少人。要知足，狱乃福堂。若不知足，纵富有万万，贵极一品，真是日在地狱过活矣。”
后来大师还给章居士寄去多种经书，反复叮嘱。信中说：“前者上海漕河泾监狱寄来柴也愚所印之经二千本，今寄十本，以为同住莲友作前导。而光与彼之一书，愿汝终身佩读。则即此福堂，（古称监狱为堂）便达乐邦矣。今寄安士全书一包，寿康宝鉴一包，二十五本。文钞，已令浙江印刷公司与汝寄三包，以备与汝家叔伯及弟兄辈看耳。但须诫其恭敬勿亵。如或不能，祈转送通文理有信心者，庶不致因福而获祸也。余不暇及，但详阅文钞，自足取法。柴也愚之一书，可与一切人作希圣希贤学佛学祖之切实训诲。不独是居福堂者之切实训诲也。”
以上事实，说明印光大师一种平怀，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的菩萨精神。
注释：
[1]江苏第二监狱：位于境内漕河泾镇北弼教路(今习勤路)。占地面积5.8万平方米,监外余地1.13万平方米。建于民国八年(1919年),由前清上海县监狱旧址迁入漕河泾,曾改名为上海模范监狱、上海监狱。后改名为江苏第二监狱,又称漕河泾监狱。隶属国民政府司法部。
54.弘一喜入大师门，朝礼普陀瞻盛德
弘一法师民国七年（1918年）出家，民国九年（1920年）春应张云雷居士等的邀请，为印光大师文钞题词，由此得读《印光法师文钞》，对印光大师的道德文章十分钦佩。这一年秋天，弘一法师赴贝山闭关修念佛三昧，来信向印光大师请求最后训言，得到印光大师的指点。弘一法师是年又发心刺血写经，来信向印光大师请教。大师给他详细开示刺血写经的法则和注意事项，并特别指出写经要用正式体，促使弘一法师书法风格发生大的转变。总之，弘一法师虽未与印光大师见面，但已开始饱受法乳之恩。
民国十一年（1922年），弘一法师上书印光大师陈情，请求大师收他作弟子，大师没有答应。民国十二年（1923年）阿弥陀佛圣诞日，弘一法师在佛前燃臂香，乞三宝加被，再次上书请求作弟子，印光大师再一次谦逊地谢绝了。到了年底，弘一法师再次竭诚哀恳，大师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民国十三年阴历二月，弘一法师在给王心湛居士的信中，对于自己蒙印光大师收为弟子，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信中说：“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前年尝致书陈情，愿厕弟子之列，法师未许，去岁阿弥陀佛诞，于佛前燃臂香，乞三宝慈力加被，复上书陈请，师又逊谢。逮及岁晚，乃再竭诚哀恳，方承慈悲摄受，欢喜庆幸，得未曾有矣。法师之本，吾人宁可测度，且约迹论，永嘉周孟由尝云，法雨老人，禀善导专修之旨，阐永明料简之微。中正似莲池，善巧如云谷，宪章灵峰，（明蕅益大师）步武资福，（清彻悟禅师）宏扬净土，密护诸宗。明昌佛法，潜挽世风，折摄皆具慈悲，语默无非教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诚不刊之定论也。孟由又属朽人当来探询法师生平事迹，撰述传文，以示后世，亦已承诺。他年参礼普陀时，必期成就此愿也。”
大师自出家起就发了一生不收徒众、不立门庭、不结社会之愿，这是他针对当时佛门滥收剃度徒弟的流弊而发的愿。但是弘一法师的至诚打动了大师，从而破例收了一生唯一的出家弟子。
弘一法师参礼普陀的愿望很快就实现了。民国十四年阴历五月，弘一法师得到旅金三十元，从温州启程，乘船赴普陀山。这次朝礼由温州周群铮居士陪同。周居士是弘一法师的护法，弘一法师在温州期间的饮食所需由周居士供养。到达普陀山后山法雨寺，弘一法师如愿见到自己尊崇的印光老人。寺院安排弘一法师住在藏经楼，便于他亲近印光大师。弘一法师在法雨寺住了七天，每天从早晚课和日常行为中观察学习印光大师的德行，向大师请教净土教义。弘一法师是一位非常细致认真的人，他对印光大师的语默动静，包括起居作息、衣食住宿、念佛拜佛、行住坐的威仪，一一观察入微。印光大师的言行威仪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弘一法师讲了一篇《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谈了他所体会到得常人能够学习的印光大师盛德。
让我们来随喜弘一法师所说的印光大师四盛德。弘一法师说：“大师盛德至多，今且举常人之力所能随学者四端，略说述之。因师之种种盛德，多非吾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
甲、习劳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一九二四年[7]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8]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的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诫劝之。
乙、惜福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一九二四年[9]，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食仅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舐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舐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茶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诫之[10]。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丙、注重因果
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此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大师无论见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丁、专心念佛
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大师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
我们如果能够学习实践印光大师的四大盛德，那么我们就无异于是大师的弟子，无异于与大师共住也。
弘一法师到法雨寺参拜印光大师，受到印光大师的言传身教，对他今后的修持和弘法受益无穷。对于净土法门更加深信不疑，他曾经说：“余于佛法中最深信者唯净土法门。”而且在今后的弘法中，常书佛号，赠送有缘，经常演讲，提倡念佛，经常劝人，阅读印光法师文钞。而印光大师对弘一法师的德行也颇为嘉许，在未见面之前，印光大师在与尤惜阴居士的信中，曾赞扬弘一法师：“弘一师博学多闻，以光虽固陋，而其居心颇真实，其修行颇依固陋者之本分。”这次参拜印公，恰好王大同居士朝礼普陀，与两位高僧见了面，并记下了印光大师对弘一法师的赞语。当时弘一法师书写精要佛语给王居士，王居士给弘一法师赠诗说：“儒门逃出学参禅，面壁功夫胜十年，记得印公有一语，上人行德迈前贤。”也就是说印光大师赞叹弘一上人行持和品德可追古德前贤。当然，弘一上人也批评王居士第一句说得不对，因为弘公并非是参禅的，而是持戒念佛的。
55.具足信义念慈恩，了然德森蒙摄受
德森法师俗家姓杨，名隆焜，江西省兴国县人，清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出生。他自幼受学塾教育，年逾弱冠，有感于世事无常，而有出世之心。乃于民国元年(1912年)三十岁时，舍俗离乡，到福建省长汀县报恩寺，依今彩老和尚剃度出家。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春，在江西省宁都县大乘寺受具足戒。同坛受具的，还有以后数十年同参道侣了然法师。圆具后仍回到长汀县报恩寺，依今彩老和尚修行。民国八年(1919年)今彩老和尚往生，德森为师父料理了身后事宜，之后才外出参学。
德森法师在民国三年（1914年）时在《佛学丛报》上读到印光大师的文章，民国五年（1916年）才知道印光大师的名讳，民国九年听到《印光法师文钞》出版，民国十年（1921年）才读到《印光法师文钞》一书。
民国十年（1921年），德森法师和了然法师一起云游，朝礼名山。他们到上海遇到欧阳石芝、丁桂樵两位居士，他们极力怂恿说：了大师可称禅律净，但教不足。当今唯有印光大师堪称宗教律净、南北第一之大善知识。二位到普陀、必须多多亲近为要。再四叮咛、恳切备至。
于是两位法师上普陀山到法雨寺挂单，一起到藏经楼参礼印光大师，一见之下就得到印光大师的特别垂青。印光大师看了了然法师所著之《佛祖心灯贯注》之后，评价说知见超卓，特别加以慈悲慰勉。大师说：已有如此见地，必须放下理论，注重事修，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庶得因果相投，感应道交。德森法师在法雨寺亲眼目睹印光大师之严切操持、复读《印光法师文钞》，感到事理融贯，这才知道石芝、桂樵二位居士的敦劝真实不虚，对印光大师更加肃然起敬。
当时德森法师、了然法师已经与友人约好，朝山之后，就去百丈山（即唐怀海禅师制清规之道场、名寿圣寺、在江西奉新县属之大山中。）隐居潜修。听到印光大师有离开普陀隐居，以躲避信札应酬之劳的打算，两人就请求大师到百丈山，为大众作模范。感于两人的至诚，大师也表示同意，但要等到双方因缘成熟之后再去。德森和了然法师挂单四天，与大师畅谈四次。临别的时候，大师对他们谆谆启迪、答应以后可以经常通信。
德森、了然法师两人到达百丈山之后，印光大师了解到百丈地处深山之中，经典缺乏，给他们寄了不少经书。特别是不惜巨资请了商务印书馆所印之续藏经一套赠送给他们，续藏经分五期出版，大师分五期陆续邮寄。但四期印出寄到之后，德森法师和了然法师因为环境所迫，必须离开百丈，以免烦恼。德森法师细思这部法宝，是印光老人特意赠送的。寄到的四期经书，由于道路崎岖，难以携带奉还给老人，同时还有迎请老人到百丈的约定也实现不了，因此觉得深负老人法爱。同时，百丈山的继任方丈，也希望得到全部的续藏经。德森法师准备负荆请罪，面请老人续寄，以成完璧，并想当面汇报不能再百丈山安住的原委，以期稍符做人之信义。
德森法师和了然法师到普陀山法雨寺向老人请罪，老人不特不加呵责，反直斥挤排者之非。藏经虽答应成全，但给继任方丈写信说：“此藏经本为德森、了然二人而寄者，今仍顺他二人之请而全寄。但他二人已离开，汝等收到之后，复我一片，说明经书收到即已，以后不必再通函件。”表明了不避忌讳，彻底护念二人的态度。大师同时为德森、了然二人谋托足之地，介绍在佛顶山看藏经。佛顶跟法雨寺相距不过二里许，因此能够经常亲近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离开普陀到苏州闭关时，与真老和尚商量好，带德森、了然一起过去常住。这样德森法师在苏州报国寺，时蒙大师慈训，协助大师校对印刷经书。民国十九年国光印书局出版的《增修历史感应统纪》就是德森法师校对的，印光大师在复念佛居士书中说：“历史感应统纪，许止净又略为修饰，其间略添点有大关系的，大约万余言耳。李耆卿居士，拟牺牲二千圆刻木板，大约须二年方好出书。上海又复排印，现令国光书局，特铸新字，八月当可付排，年内当可出书。现今法灭，儒释俱同，非此种书，无以正人心而维世道，以故光犹稍为料理。至于校对等事，有江西一僧，名德森，颇心细耐烦，现住报国，为之详校。”
由李圆净居士请求，印光大师修订完《普陀山志》之后，又开始修订《清凉山志》、《峨眉山志》和《九华山志》。《峨眉山志》还没有修订完的时候，印光大师眼睛受伤，就委托德森法师完成剩下的工作。而《九华山志》则主要由德森法师亲自修订。
七七事变之后，因为人民困苦艰难，以前助印费的人，或远逃，或穷困，弘化社的印经流通事业不得不进行调整，缩小范围，止按照本流通一种办法办。大师由于年事已高，委托德森法师承办。并令德森法师住上海太平寺校对各书。大师嘱咐他：“光虽未死，且作死想。以故一切事，既不能料理，则不过问，以后随师作主办。钱财在上海者，光俱不要。有力多印，无力少印，再无力不印，均随财力为准，切勿负债，以致棘手劳心也。祈慈谅。凡有信心者，令彼一心念佛，不必以光为念，亦勿特来相看，免得费钱费时，了无所益也。”（印光法师文钞三编卷一致德森法师书四）
1940年农历十一月初四，印光大师预知时至、安详西归，德森法师亲侍左右，目睹希有瑞相。
德森法师尊印光大师为亲教师，虽无徒弟之名，但有徒弟之实，他对印光大师的摄受之恩，铭感五内，他说：“德森苦恼无状，学行全缺，若非得印老人摄受提携，实不知何所托足，遑论其他。兹承缁素诸公，亦有垂青而怜愍者，何一非老人加被之所致也。”
印光大师圆寂后，德森法师受信众推重，继续主持弘化社流通佛经事业。他在《印公西归二周纪念》一文中回顾了印光大师对他和了然法师的提携之恩，并对信义二字深有体会。他说：
“虽然，佛祖众生，如一子想，老人独许我二人常侍左右，究为如何。须知老人慈沾无际、法雨遍施、亲承法乳、实不乏人。森今但就自身相关、乃作此说、并非老人待我二人独厚、有何偏私。又须知凡能感得老人慈摄之缁素、必须具足信义为条件。即老人如此慈爱了公与森、均仍由信义所感致。如我二人当离百丈时、不念老人慈恩信义、唯怕呵责、不肯负荆请罪、即便他往、恐老人虽慈、亦无由垂摄、早已各不相关。因我二人深念信义、愿挨痛骂、不惧呵斥。（老人以呵骂为深慈大悲、尽人皆知。）爰博得老人怜愍、转加抚慰、成全一切。即佛菩萨之无缘慈悲、亦祗有信受奉行者方能顶戴。如信根不具、亦无可如何。老人慈悲、亦复如是。因知我等尚具信义、故得如此。所以二十六年避难上灵岩时，仍对众道著某某颇重信义等语。
“深望一切同伦，皆重信义。不特人人皆可得到老人之慈恩、即诸佛菩萨之慈恩、亦无人不能顶戴也。孔子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又云。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征诸事实、信义实为人生不可须臾离者。老人之道德学问、功业成就、事事堪为缁素法式。即注重信义、亦处处皆可为人模范。故今特举信义一端、以为纪念。并藉此以补十六期释信之拙作、尚未叙及世间信之不足耳。拉杂琐屑、敬祈读者见原。老人之其他道德高尚、人难企及之卓绝道妙、自有文笔超妙之缁素诸公发挥、恕不具述。”
因为德森法师随侍印光大师时间最久，一言一行以印光大师为楷模，老实纯笃，因此亲近德森法师的居士们评价说，德森法师道风与印光大师最像。
56.不务虚名安本分，反对为己写传记
印光大师有一位皈依弟子叫马契西（契西是大师取的法名，本名不可考），性格好交游，好张罗。大师多次对他进行劝诫，希望他改掉这种习气毛病，但马居士没有完全听进去，还是给大师惹了点麻烦。
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契西居士在青岛悦来公司，自作主张写了一篇《印光法师传》，写信告诉大师，但并没有把传记寄来。大师知道后，回信极力呵斥。大师最不喜欢宣传个人的做法，要马居士把稿子毁掉。信中说：“人生世间，须安本分，越分作为，及与赞誉，皆为招祸取辱之本。光一庸劣粥饭僧，汝为甚么为我作传，胆敢以‘去圣时遥，真修日鲜’等四句下，便以我承之，令我得罪于天下宗教知识，贤士大夫。汝意谓说得好听，便为荣幸乎，不知以凡滥圣，罪在不原。汝亦曾看《楞严经》，何不知犯大妄语，其罪重于杀盗淫罪，百千万亿倍乎。汝如此妄为，不但汝自己罪过得不得了，且令光现在受明眼人唾骂，将来受阿鼻地狱之苦报，无有出期。譬如庶民，妄称帝王，罪必灭族。良以大妄语能坏乱佛法，疑误众生，汝以此当架子摆乎。祈将其稿焚之，以后不得另有所述。我只要得生西方，要传做甚么。汝将谓由此便可留芳百世乎，而不知瞎造谣言之传，不但遗臭万年，且复受苦永劫也。若以吾言为非，则是魔王眷属，请从此绝。”
大师以凡夫自居，别号常惭愧僧，就是为了对治不知道惭愧，未证言证的毛病。而马居士传记中开头写道：“乃者去圣时遥。真修日尠。宗教迷蒙。无禅无净。圣人不出世。万古如长夜。可不哀哉。唯我普陀山圣量上人世称印光法师者。为能中兴其盛。”这就把大师与古代的圣人同列了。这当然是大师所不允许的，因此大师信中语气十分决裂，表示马居士如果不改的话，就要断绝师徒关系。
但是，马契西居士爱师心切，没有听从大师的劝告，继续散布《印光法师传》。民国十五年阴历四月，马居士持其自作的《印光法师年谱》拜访大师，大师当场把传文撕得粉碎，极力呵斥。大师质问马居士：你是甚么人，何得自作年谱。而又何得妄造谣言，陷光于以凡滥圣，藐视天下宗教知识，及贤士大夫之极大罪中乎？要求马居士永远不要再写这些东西。
到阴历八月的时候，大师因为催印《观音颂》到上海，在友人那里，见到马居士油印的《印光法师传》，大师拿回来撕掉了。当时马居士也寄居在太平寺。大师对他说：“汝以此恭维光，甚于持刀杀光百千万倍。”嘱咐他千万不要流布。但是马居士早已把稿子寄到《海潮音》登报了。
过了一段时间潘对凫居士寄来了刻印的《印光法师传》，大师以为才印不久，尚可收拾，所以请徐蔚如居士劝潘居士尽行焚毁。又请上海居士林、净业社，分别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和《净业月刊》上发表声明，免致不知者以为马居士是按照大师的意思而作的传记。
等到大师收到潘对凫居士的来信，才知道已经广泛扩散，不可收拾了。大师遂悟孟子、子思，及佛所说的事理，而心中已经对于这件事了不介意了。大师给潘居士的回信说：“是盖宿业所使，只可自怨宿生少栽培，何暇怨彼之妄造谣言乎。马契西此举，光于一切前境，皆悉无烦计虑，或可完我天真，卒能无愧于自心耳，则是因祸而得福，实为大幸。阁下所印之传，随阁下意，烧之也好，散之也好。如其爱我情殷，略将光诫彼之意，撮略叙百数十字，印于皮子里边之白垫纸中，以免无知者之效尤更好，并非为洗雪此诬，免人唾骂也。何以故，唾骂者愈多，光得利益愈深，以非光自为，而光受唾骂，则其消业障而增福慧，有如金刚经十六分所说者。光色力衰弱，冗事繁多，以致净业工夫，徒惭疏略，得此因缘，用作不修而获益之据，幸何如之。”
印光大师对这件事最终是怎么看待的呢？大师说：“前者大梦未醒，致有冲突，不胜惭愧。今梦醒矣，本欲无言，然恐阁下或有未喻，且略陈之。孟子云，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孟子此语，极确切，而未明其所以然。佛说一切利、衰、毁、誉、称、讥、苦、乐，各有前因，致获现果。了此，则只宜自忏宿业，何暇怨人乎哉。所以君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受宠若惊，受辱不怨，逆来顺受，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
阴历十月初八，尤雪行（惜阴）居士来信，为其亲戚沈顾氏求皈依，大师回信为取法名冀西。大师顺便要求说：“闻马契西亦住林中，春间见其所作印光传，光撕而切诫，永勿流布。秋间又见与雪窦和尚者，光又撕而痛斥之。倘再流布，当令出林，勿扰林众。印光何罪，得此造谣言之皈依徒弟，以致令见闻者唾骂。阁下与光，心交有年。彼既钦仰阁下之道德，当切诫务实。勿只张罗虚名，致永贻羞辱与罪咎也。”按照大师的要求，马契西居士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上刊登了忏悔启事。
其实，马居士作的《印光法师传》，今天看来很普通。大师之所以反对，是出于一向严谨的态度和对佛门流弊的针砭。
57.慈幼院主持开学，素食社演讲净土
印光大师与南京法缘深厚，自民国十年与南京魏梅荪等居士结识之后，大师几乎每年都到南京。民国十一年（1922年）阴历十月到南京并发起法云寺放生道场。民国十二年（1923年）阴历八月，到南京参加法云寺放生池开幕典礼。民国十四年（1925年）阴历四月十五，在南京愚园演讲净土法门。
民国十五年阴历四月的一天，大师又来到南京，这次来是参加南京佛教慈幼院的开学典礼。经过几年的筹备和募集善款，佛教慈幼院的五十名孤儿已经于本年正月开始上课。
四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佛教慈幼院的开学典礼正式开始。当时天气清爽，风和日丽。来宾中政界有陈陶遗省长、曹翰庭县长、杨墨斋署长。绅商各界有仇涞之、邓孝先、苏民生、顾锡箴、汤尧丞、顾花岩等六十余人。会议议程如下：
一、振铃开会。
二、礼佛。主席印光大师与发起人邓朴老、魏梅老、王幼老、妙莲师、心净师、余峙莲率全体教职员和全体院生顶礼三宝。
三、对国旗行礼。全体院生三鞠躬。
四、对院旗行礼。全体院生三鞠躬。
五、主席报告慈幼院成立及运行经过概要。
印光大师的报告大意为：民国十一年秋冬之交，冯梦老、魏梅荪、王幼农、庞性存诸居士，妙莲、心净两师，以天地大德曰生，因有组织放生会之举。方峻生居士昆仲曾将祖遗三汊河下庄之地相让，只收半价，余作功德。在观音庵商定之际，印光适来宁。赞成斯议。遂承魏、王诸君，推与冯梦老领衔发起。数年之间，蒙诸大善信踊跃乐助。先后建筑殿舍，浚池多处。规模粗具。工程营造，心净师劳苦功多。十二年春间，任心白君叠函提议就放生池区域之内，建慈幼院一所。冯梦老、王一老、徐积老、魏、王、庞诸公一致赞成。因又有组织佛教慈幼院之举。复荷诸大善信慷慨乐助，集款亦有数万。院宇早经落成。适梦老筹办淮徐兵灾，遴送灾童三十余名，益以金陵城厢无依孤儿，共得五十余名。业于正初，开始授课。兹值印光来宁，举行开幕。蒙省长、县长诸大善信，宠临指教，不胜感幸。本院经营方始，甚属幼稚。更愿省长、县长诸大善信时赐督策，尤为企祷。诸生大半来自灾区。离苦得乐。务须牢记苦因，奋发向学。庶不负省长、县长诸大善信之厚望。法云寺基址未定。得方峻生居士昆仲又以中上两庄完全售让。邓朴老发起四十八愿，建筑大殿。认捐业已过半，不久即可兴工。难舍能舍，难行能行，均为无上稀有因缘。
六、会长代表演说。邓璞君居士代表冯梦华会长演说。讲了四个方面：一是期望学生之发达。必得耕读两门实有成就。二是表彰院长及教职员成绩。任心白居士牺牲商务印书馆重要职务来主持院务，贡献最大。三是表示借重省长及来宾诸公随处关照。四是希望从前概赐布施诸上善人继续补助。
七、对来宾行礼。全体院生三鞠躬。
八、请来宾训词。陈省长的演讲大意为：法云寺、放生池及慈幼院经过情形及将来进行计划，印光法师、邓璞老演说，均极详尽。鄙人聆之，异常欣喜。印光法师及诸大善士成斯宏愿，能以出世间法与世间法贯通融合，以出世间之人，行世间事。能令世间之贪名利富贵者，因此减少欲望。尤为佛门中莫大功德。近年各处倡办孤儿贫儿等院甚多。欲如本院之专宏佛法，殊为难得。佛门中亦有办此等院者，而以印光法师主持其间，斯真难能稀有。故鄙人来此，益深赞叹。诸生由艰难困苦之境，来此慈幼院福地，须牢记冯会长演词中不忘苦。盖人生得乐而不忘苦者，终身受用不尽。诸生勉旃。
九、主席答谢。
印光大师起立答谢，并谆嘱院生敬听邓璞老、陈省长、伍仲文先生所训各词。勉益加勉。
十、院生答谢。全体院生三鞠躬。
十一、全体合影。
十二、振铃闭会。
七月，大师再次来到南京，南京素食同缘社请大师演讲。大师在演讲中说：佛法有五乘，“人天乘，而兼菩萨乘佛乘者，其唯净土法门乎。盖人天乘，只修五戒十善，俱是有漏功德。惟此净土法门，乃能出三界，了生死。修净土者，必须敦笃伦常，恪尽己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加以四弘誓愿，广大其心，自行化他。普令内而父母妻子，外而邻里乡党，皆修五戒十善，并修净土法门。以深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是人虽系凡夫，实即菩萨。何以故，以心广大故。”阐明“因果报应，实彻上彻下之一法”，从四个方面阐述不宜食肉之理。开示“若依余法门，皆仗自力。如渡海然，有翼者固能飞渡。能浮者，已不足恃，况不能浮者乎。仗佛力，则如乘轮渡海，须臾即达彼岸。又如平民致身贵显，殊非易事，而王子甫诞，即为储君。此其间自力他力，难易得失，不可同时而语也。”
这篇开示以净土法门圆摄人天乘、菩萨乘，圆摄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由人天乘而直达佛乘，将净土教义发挥得淋漓尽致。
58.应邀请无锡说法，住苏州亲自汲水
民国十五年阴历四月，孙瓞香居士等写信叫诸慧心居士赶紧返回无锡，因为尤惜阴居士等已经邀请印光大师到无锡说法，所以叫他回去专门接待大师。
四月二十三日上午，印光大师由南京乘车抵达无锡，南京羊皮巷观音庵住持妙莲法师随同前来。陶颂铭、金昌两位居士到车站迎接。他们把大师接到佛学会住下来。休息片刻，陶颂铭、朱晋卿、金昌、沈云藻等居士请求皈依，大师就在佛学会佛堂为他们说了方便皈依。午饭后，到念佛堂讲演净土法门。
四月二十四日，佛学会举行集体皈依仪式，县立女师范学校校长诸希贤和监舍过士蔼等三百人参加。居士们香花迎请大师到大殿，大师拈香，大家齐唱戒定真香赞，并全体跪拜。大师就坐，先为大家讲解了三皈的含义，开示说：
三归者（归，亦作皈。皈字从白从反，取其反染成净之义。）
一归依佛、二归依法、三归依僧。
归者归投。依者依托。如人堕海，忽有船来，即便趣向，是归投义。上船安坐，是依托义。生死为海，三宝为船。众生归依，即登彼岸。既归依佛，以佛为师。从今日起，乃至命终，不得归依天魔外道、邪鬼邪神。既归依法，以法为师。从今日起，乃至命终，不得归依外道典籍（法，即佛经，及修行种种法门。典籍，即经书也）。既皈依僧，以僧为师。从于今日，至命终时，不得皈依外道徒众。
接着开示了五戒和十善的大意，然后正式为信众授予三皈五戒。最后，大师勉励大家从此以后要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净土。皈依仪式圆满结束，大家皆大欢喜。随后几天，大师又为皈依的居士书写法名，令佛学会加以分送。
在无锡的几天里，来会拜访大师的居士络绎不绝。秦效鲁居士来拜访大师的时候，呈上自己撰写的《狱中读庄老》一卷。大师直截施折摄之语说：晋之陶渊明，本从远公学佛。既而渊明自陈曰：“吾耽杯中物。首违大戒。”远公曰：“他人不能宽恕，尔能来特宽容尔。”渊明徘徊而去。千古以来，远公之成就，与渊明之徒，遗后世以高士之名，圣凡异果，在当下一念耳。
侯保三居士来见大师，赠送昔年旅行普陀山所撰写的《普陀山日记》。自述在山时曾相见。大师突然问他：
“试述何为三太？”
侯居士回答说：“太虚、太极、太无”。
大师摇摇头，对侯居士说：“周室创八百年之宏基，肇于‘太任、太姒、太姜’。以太姜，太任，太姒，皆是女中圣人，皆能相夫教子。太姜生泰伯、仲雍、季历三圣人。太任生文王，太姒生武王、周公。此祖孙三代女圣人，生祖孙三代数圣人，为千古最盛之治。后世称女人为太太者，盖以其人比三太焉。汝办女学，必发扬此等经训，庶几能救国救民。”
侯居士为之折服，当众自陈自己的错误，并记在当天的日记中。
诸希贤校长及过女士一同来拜访大师，请求大师开示了生死之道。大师说：“诸为孝贞女，既尽力于教育，父母终天，了生死之道较易尔。过为青年孀妇，儿女尚稚。今后当母兼父职，教之育之，扶之成人，为国家有用栋梁，以尽父母之大责任。平居念佛，忏消夙业以外，当求深入经藏。汝二人者，了之之道，一易而一难，尔等其自勉之。”
诸校长、过女士和诸慧心都是一同在佛学会受的皈依。大师喜欢小孩。诸慧心的第三个儿子诸锡文刚刚六岁，大师再三摩其头顶，而且带着他一起上惠山北茅蓬，一起吃午饭。大师在北茅蓬觉圣寺与老友松泉和尚见面叙谈，并留下香金复修觉圣寺，振兴古刹。
四月二十五日，无锡邑绅杨干卿、秦效鲁、华文川等在佛学会礼堂宴请大师。外地闻讯来无锡佛学会拜访大师的居士有上海净业社邓际昌等三十余人，一起在念佛堂摄影留念。午后三时，卫质文等居士送大师到车站，准备去苏州。
四月二十六日，大师到达苏州，暂住在道前街自造寺。诸慧心居士也赶到苏州，住在三元坊工业学校。诸居士昏夜到自造寺拜访大师。当时天气很热，大师在园中纳凉，自己汲井水洗脸。诸居士请求替大师汲水，大师推辞说：“予居南海数十年，事事躬亲。出家而呼童唤仆，效世俗做官模样，予素不为也。”大师又说：“予夙业重，眼目不如人，以是常服清宁丸耳。”
诸居士第二天再次拜访，带了几盒清宁丸供养大师。并请求大师给自己的胞兄、大儿子以及谢君等三人授皈依。大师高兴地答应了，就在自造寺登座为三人说居士戒。授完皈依后，无锡的刘柏荪居士正好赶到。他启请大师定期和苏州某巨绅一起上莫干山避暑。大师正言厉色说：“予住普陀，气候愈热，愈喜做事。天天握管，写信且不暇。何暇学今人时髦乎。”又对刘居士说：“某绅将《金刚经》信手放坐凳之上。某绅受诗书之训，将经书亦同等看待乎。予不与此辈同行。”
大师在苏州期间，陆西林居士多次来谈叙，陆居士多年以来，长斋奉佛，修持净业。年已八十，精神强健，遇有公益，虽数里远，皆悉步行，人力车等，概不肯乘。目力甚好，能写小字。其谦卑自牧，为现今所无。大师对他十分赞赏。
59.南亭法师请开示，印公主张唯念佛
民国十五年（1926年），南亭法师在常州清凉寺清凉佛学院当助教。在暑假期间，他与监学孝光法师和孝光法师的徒弟湘兰三个人一起朝礼浙江南海普陀山。大家在在印光大师关房门外，拜求老人家开示修行的要领。大师娓娓道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禅宗的根源，起自教主——释迦牟尼佛，而传自达摩初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当下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李唐以后，禅宗的风教，几乎笼罩了整个儿的中国佛教，所以有临济儿孙遍天下的传说。是如来的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谁也不敢说个不字。
“不过，我以为禅宗号称顿教，泯一切心，离一切相，所谓心行处灭，言语道断，非上根利智的学者，很难摸索到门路。
“现在时世日非，人心浮动，加上业障深重者多，明慧利根者少。所以，我以为接引现在的人，应当以净土宗持名念佛的方法，为千稳万当。而且，净土三经，也是释尊的教示，十六观经上十恶五逆的恶人，临终得善知识的开导，以猛利心，十念念佛，皆得往生。因此，有人以佛法请教于我，我皆劝人持名念佛。
“假如有人向我问起坐禅的事，我唯劝他去请问禅宗的禅师，我非法王，于法尚未得其自在。
“今天，你们来见我，请我的开示，你们既随应慈法师学贤首五教与禅宗，我将我的主张告诉你们，孰轻孰重？何去何从，听凭你们自己去选择罢！”
南亭法师三个人的的坐位，正面对着关房的洞门，举眼就看到印光大师的卧铺，只有一顶白、黄、黑三种颜色交织而成的蚊帐，一床薄被，一张草席。老人家质朴而简单的生活，使大家可以类推他的为人和性格。古人说：“诚于中而形于外”。大家从所见所闻中，对他老人家唯有五体投地的佩服。
提倡什么法门取决于时节因缘，大师说：“当今之世，纵是已成正觉之古佛示现，决不另于敦伦尽分，及注重净土法门外，别有所提倡也。使达磨大师现于此时，亦当以仗佛力法门而为训导。时节因缘，实为根本。违悖时节因缘，亦如冬葛夏裘，饥饮渴食，非唯无益，而又害之。”又说：“教理行果，乃佛法之纲宗。忆佛念佛，实得道之捷径。在昔之时，随修一法，而四者皆备。即今之世，若舍净土，则果证全无。良以去圣时遥，人根陋劣。匪仗佛力，决难解脱。”这就是印光大师汲汲主张净土法门的根本原因。
60.大醒拜访请开示，唯示念佛最要紧
大醒法师（1899—1952年），俗家姓袁，江苏省东台县人， 二十三岁时，毕业于东台师范学校，他的出家跟印光大师有间接的关系。
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天，著名新闻记者戈公振先生的父亲去世开吊，当时还没出家的袁姓青年（后来的大醒法师）也去悼念，在戈府厅堂中的许多挽章中，他发现到有一位和尚吊唁的书信。这封信之所以引起他的注意，一是因为那封信装裱既精致而又安置在客厅中央最显著的地方，二是因为信纸上的书法写得非常古拙，尤其是 “常惭愧僧”的落款令人感到不同寻常。当时，袁姓青年看了这封书信的内容之后，不知不觉中引动了走向出家之路的心念。
十二年的春初，袁先生谋食上海，常到戈公振先生那里走动。戈公振住在时报馆宝塔式的三层楼上，他的床架上挂着一串念佛珠。袁先生知道戈公振当时正怀着烦恼的心事，因此心中猜测一串念佛珠或者能解决烦恼的问题。有一次，袁先生和戈公振谈起了常惭愧僧，他说：“公振先生，我的个性，我的环境，我出家做和尚最好。而且我的心情又不同一般的青年，现在，事事都感觉苦恼，你可不可以替我介绍跟那位印光法师出家？”公振以沉默的笑容答复他说：“出家是好的，可是印光法师听人说他不收徒的，且等待两年，将来我们一同去出家吧！”两个人聊着天，互换拿着那串念佛珠，有意无意的用手指捻着。隔了两天，又在袁先生又在戈公振的书架上检到一本《印光法师文钞》。又隔了两天，戈公振邀袁在四川路青年会午餐，向袁说明他的老兄（绍甲）一天来了两次快信要袁回到家乡去帮忙，担任高级教员。那天晚上袁先生乘船返乡，戈公振把他的那本《印光法师文钞》赠给袁做了送行礼物。
后来，袁先生读憨山大师的《梦游集》，顿生离俗之念，就于1924年依扬州天宁寺让之和尚剃度出家，这就是大醒法师。经过两年的参学，知道了一些学做出家衲子的事情。比方说参访善知识，就是出家人很必要的事情之一，因为多参访大善知识，就可以多知道几种修行学习的方法。而凡称为大善知识者，又必具有其独到之处——即自受用之处。
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天，大醒法师在金陵寺挂单的时候，听人说印光大师已由普陀山到了上海，于是发心往上海拜访这位真实的“渴慕久矣”的大善知识。
正是仲春天气，大醒法师一路步行，身上颇有暖意。由爱文义路询问到陈家浜太平寺，下午三时前后，从佛事兴隆的人丛中踏上第一进屋的前楼，把自己的名片交由侍者通报给“静室”里的印光大师。一瞬间，岸然道貌的印光大师出现了。大醒法师问讯顶礼后，与大师对面坐下，大醒法师说了几句仰慕的话，大师接过话茬就开始批评大勇、显荫两位法师不应修习密宗。他说：吾国佛法，法法完备，中国现有的禅宗、净土宗以及研究教义的天台、贤首等等法门，何一而不可以学习，偏要到日本去学密法。若言沟通者，须明本有之法，然后以其余力，学彼密宗，以辅翼本有各宗。故宜先学本有之佛法，不学此法，即是舍家珍而行乞耳。老法师说这话的时候，潮州王弘愿正在南方大传其法大授其徒。一方面听说日本僧侣是带妻食肉的，另一方面他老爱惜的显荫法师又恰恰因为去日本学密而病死，所以可以说他完全不赞成甚至反对别人习学密宗。
大醒法师问到关于中国佛教制度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印光大师的意思是一个人做好了，慢慢地去感化一般的僧侣，不必提出什么“整顿僧伽制度”的新鲜花样。大寺丛林规模不整，也可以劝说，劝说不行，则是他们的业障。大醒法师质疑说：“老法师安住普陀山二三十年，我看普陀的僧众能受感化的就很少，而且普陀在香会期中不应有的僧侣行动也实在太多，老法师为甚么不加以劝导他们？”老人家总以众生业障深重答之。随后，大醒法师又请问大师对于上海寺院做经忏佛事那样十足的贸易化，感想如何？大师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认为这是救济一般出家人的生活问题，倒也罢了，而其实做老板的脑筋却是为的饱其私囊。印光大师是看不出的人吗？世出世法，他无一不知，况乎此事。不过老人是大善知识，素以道德修养为重，不愿意说僧人的过错罢了，只得以没有办法一语了之。
大醒法师请求大师开示，作为一个青年僧，因为参学不合自己所需要，打算闭关自修，以阅读藏经为主，以朝暮二时念佛加持为辅，可不可以。大师赞成大醒法师闭关自修，但认为阅读藏经不需要，还是以念佛为最要紧，因为一个修道的佛教徒不以求生西方为信愿，则简直是自寻苦恼，喜堕三涂，是很糊涂的。大醒法师辩解说：青年时代不多多的阅读佛经，将来拿什么学识去感化世人、弘法利生？即如老法师如果没有《印光法师文钞》行世，怎么能令我们发生信仰呢？大师听了还是恳恳切切的谆谆开示，不念佛的人太苦，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才是最直捷最了当的。
那天格外暖和，大醒法师与印光大师谈话，吃了一点茶点，约在一小时后，忽然下了一阵倾盆大雨，又漫谈了一个半小时。谈话之中，印光大师说了许多训勉的话。临别之际，他扯住大醒法师的手亲亲切切地再四嘱咐他要念佛，要好好的用功。在临行的时候又嘱咐：“你很聪明，不要学大勇、显荫他们。”滂沱雨止，大醒法师告别离去。
几天之后，印光大师因三叉河慈幼院事件往南京去，还顺路到金陵寺去看过大醒法师一次。
大约十六年（1927年）的秋冬之间，大醒法师第二次在上海拜访印光大师。其时，河南的寺产正被军阀们没收变卖，大师一见面谈起这一件事，声调间也显出一点忿然的意思。湖南僧尼受国民党激动，也发生了许多不经见的动态，他老谈到也颇愤慨。不过老人同大醒法师这批年轻法师的态度不一样，他始终不责备僧众的自身，总是说出家人不肯发心念佛求生净土。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天，大醒法师在苏州定光寺休息了几天。这时，印光大师在报国寺闭关。大醒法师与文涛法师一同去参拜。在未去之前，他就料到这一次要受到老人的呵斥了。因为他在厦门主编的《现代僧伽》，发行已满二年，估计印光大师总会见到一二册的，如果一看到内容，无疑的要视为是革命佛教的炸弹。大醒法师在关房窗口拜见大师之后，大师开口就说：“你办的《现代僧伽》，专门是骂和尚的，不怕造口业？你们在厦门办的闽南佛学院，都是革命党新僧，要打倒你，要打倒他，连我印光你们都要打倒！”大醒法师马上申辩说：“《现代僧伽》上并没有说打倒你老法师的话。”
由骂人谈到现代的佛寺制度是否需要改良，以及青年僧徒是否需要教育等问题，老法师又并不一定执着定见。但是，不愿意发表意见。最后大师说：“你就是骂死了他们，他们仍旧不能把丛林改好，骂之无益，枉造口业！” 临行拜别，大师还殷殷教诫：“以后写文章不要骂人。造了口业，赶快忏悔。”后来，大醒法师起一个别号叫“僧忏”，以纪念领受大师训示的诚意，还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口业集》。
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佛学院暑假期中，大醒法师偕同日本友人神田惠云先生、福建朋友蔡慧诚居士，游览江浙佛教名胜，打算参访印光大师。到上海时，又加入了一位李光宇居士。在苏州定光寺歇宿，第二日，文涛法师陪他们一行四人拜访印光大师。这一回谈话的恣态虽与前数年无甚差别，但大师的面容却清瘦了好些。大师与神田、蔡、李三君接谈约半小时，又为各人写了几句法语，都是开示念佛求生净土的话。客室中又来了几位访客，因为时间太短促，大醒法师一行匆匆地就告别了，这是他与印光大师的第四次会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大醒法师和几位同学创办《净土宗月刊》的时候，曾写信劝请印光大师趁此高龄可编一部《净土宗全书》或《净土百要》，以继灵峰大师《净土十要》之美。大师回信的意思说：“我的德行不及蕅益大师，净土经典有《十要》足可修行，何必再要什么全书、百要？”
以上就是大醒法师前后拜识印光大师的因缘，从中可以看到，大醒法师出家的心念，确实是初次见到印光大师的文字而发动。由读大师《文钞》而发生信仰三宝之心的人很多，足见其文字诱导感化的力量实系很大，因为他的文义平实易解，深入显出，有大悲心，有真情感，这即是他老以文字般若而获得的化导效果。大醒法师几次受到印光大师的棒喝，感到非常庆幸，没有误解是受了印光大师的辱骂。因此，亲近大善知识（此系真实的大善知识，非徒有浮名者可比），应生难遭难遇之想。大师每见人来参访，一概施以恶辣的钳锤，这真是古大德的风范，末世的佛门中又哪里有这等大匠！
最后，引用大醒法师所说印光大师给他的印象，以见大师当时在年轻一代法师心中的形象和风范，大醒法师说：
印光大师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有几点：
第一、在他庄严的面容上，却看得出蕴蓄着满心田的慈悲。他老弘扬净土的大愿，既非发于一朝一夕，而且有始有终，无更无改。
第二、他老无论遇到任何人请求开示，他只有一条大路指示给你，就是念佛求生净土。而且一见面“未开口三十棒”，皆是用的大刀阔斧的方式。因为如此，不愧为一代一宗的大匠。
第三、他老对于自己发心要做的事，勇猛精勤。虽当高龄，编修四大名山山志，皆系亲自校对，实为难能，责任心甚重，非一般老僧所可企及。
第四、灵岩山，可以说是他老的理想丛林，如果该山代代传承的住持人，能永久的保持那种特立之家风——印光家风，希望使印光大师的精神常存不灭。
第五、他老一生的成就功德庄严，虽说自有其宿植的善根德种，但如其没有二三十年的潜修净养的功行，纵具有智慧辩才，被化的信徒何得有这样的众多。这一事是最值得我们景仰赞叹而足为衲子模范的！
61.实业家张謇逝世，净业社佛七追荐
著名实业家张謇是通过他的门生江谦（江易园）与印光大师结缘的。
1925年，通过门生江谦的介绍，张謇给印光大师来了一封信表示敬仰之意。大师回信劝张先生念佛，信中说：“今接阁下华翰，见其曾看佛经，不知何者禅也，但觉净耳，不胜欣慰。足知阁下般若种子，殆非一佛二佛三四五佛所之所种者。夫禅至于不知，方是真禅，以见闻觉知，皆意识中事，唯其不知，方能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即如如佛耳。净至于但觉，则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佛不二，心佛一如矣，否则何名但觉。阁下见解如此，已是超越近之学佛者万万。倘再能生信发愿，回向往生，则上品莲台，当可独据。或恐阁下于禅净之所以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未能深知。谓既悟自心，当处便是西方，不须求生，则其误非浅。何以故，以凡夫纵能悟到极处，尚有无始以来之烦恼习气，未能顿断。烦恼习气若有一丝毫，便不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难也。念佛法门，但具真信切愿，无论工夫之浅深，功德之大小，皆可仗佛慈力，带业往生。末世众生，欲了生死，不依此法，其难不可以喻矣。祈详读净土十要，净土圣贤录，自知光言不谬。若不以为谬，且无多暇，但息心详阅文钞，自可悉知矣。”
谁知人命无常，张謇先生于1926年8月24日突然病逝。江易园居士接到张謇病逝的消息，立即致书印光大师请求为张謇安排佛七（念佛七天）追荐。当时，印光大师于八月初一离开普陀山赴南京上海去了，没有收到江居士的信。
八月初七，印光大师从南京回到到上海太平寺，收到江易园居士侄子江知源的信和给张謇打佛七的汇款。因太平寺正有一个佛七，所以江居士为张季直打的佛七无法在太平寺进行。大师于是到净业社，与关絅之居士商量在净业社打佛七。关居士说，净业社念佛僧人只有几位，但是居士很多。大师担心居士来多了，社里要补贴伙食费。关居士表示，稍微补贴一些，让大家参加念佛种善根也无妨。最后确定八月初七到十六举行佛七。
八月初八，大师收到由普陀山转来的江易园居士的信。信中请求八月初七至十三请十几位比丘为张謇打佛七，大师乃回信介绍自己的行程和在净业社安排佛七的计划。
八月初十，净业社起七，参加佛七的僧人有九位，男女居士，则有一百多位。晚上五点，净业社恭请印光大师为大家作开示，时间长达一小时五分钟。
大师开宗明义地说：“今天，是念佛七的第一日。我把佛七的来历，说与诸位听。现在打念佛七的地方很多，其所修方法及开示的言辞，大致亦复相同。我今先将此次念佛七的因缘说说。再将念佛的大纲说说。如此可以明白念佛宗旨之所在。否则根本未知，立不定脚跟。或随经教知识语言所转，以致捨此而修余法门也。念佛一法，如阿伽陀药。梵语阿伽陀，华言普生，亦云总治，以普生总治一切病故。念佛一法，能除八万四千烦恼，亦复如是。所以念佛法门，包罗万象。一切诸法，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诸法，无不还归此法界。以其为诸法总持，故得无法不备，无机不收也。佛唯欲众生超凡入圣，了生脱死。然众生根机不一，心愿各别。或有众生求福求寿求财求子等，只要心诚求之，有求必应。此虽是世间法，然接引下根，渐种善根，故亦满愿。若论佛之本意，唯欲众生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仗佛慈力，临终接引往生西方。一得往生，便出三界轮回之苦。从兹渐进，以致成佛。方为念佛究竟实义。”
接着，大师了开示这次佛七的因缘，介绍江易园居士及其友人四次打佛七和李云书打佛七的感应事例，也介绍了江易园成立佛光莲社提倡念佛而感应卓著的事迹。然后开示了佛七念佛的纲领。大师指出：“以一句阿弥陀佛，即佛所证之无上菩提觉道。吾人若能以此名号自熏，久而久之，即能与佛气分相同。况此一句，无一人不能念。即或懒惰懈怠不肯念，闻大家念佛音声，亦有利益。两两比较，故胜于念经多多矣，以念佛最极简便。即不念佛者，闻佛音声，一历耳根，即种善根。由此一句佛号，灌入八识田中，将来遇缘即发。设使怨鬼恶病逼迫，念佛便能却之。所以凡具信心念佛的人，应当以此普劝修持。不独家人父子，应当劝导。即一切有缘之人，亦当如是劝导也。”
这次佛七在关絅之居士的支持下，八月初十开始，八月十六结束，取得了圆满成功。关絅之、施省之等净业社负责人，白天有事不能参加，但晚上有空也去参加佛七念佛。事后，江易园居士来信对大师的善巧方便表示感谢。
注释：
[1]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清代状元,实业家,立宪派著名人物。他毕生从事实业和文化教育事业,1899年他一生事业的基础——南通大生纱厂投产出纱；1901年，与之相应的原棉生产基地——通海垦牧公司正式投产。接着他又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组建全国农务联合会，办理江淮水利公司、江浙渔业公司等。辛亥革命后，他开始曾拥护袁世凯并组织统一党与国民党对立。1913年以60高龄，一度入熊希龄内阁，任农林、工商两部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1914年率实业团访美， 1915年袁世凯即将称帝时，他辞职回里，继续创办南通图书馆等文化事业，并先后还请梁启超、杜威（美国）以及梅兰芳、欧阳予倩等前往演讲或演出。1926年8月24日病逝，享年73岁。生前笔耕之勤，罕与相比。所作《柳西草堂日记》自20岁开始，止于70岁，共50年，还自订《啬翁年谱》、《张季子九录》及《张謇函稿》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收录印光大师给张先生的信“复张季直先生书”。
62.制定规约立根本，护持灵岩建道场
灵岩山寺，位于江苏省吴县木渎镇灵岩山，是江南著名的佛教圣地，同时也是国内外驰名的名胜古迹和风景游览胜地。地处太湖之滨，毗邻木渎镇，在苏州市西南方十五公里。
灵岩山，本是春秋时代吴王夫差馆娃宫的旧址，也是越国献西施的地方。保存下来的吴王遗迹和古迹有：吴王井、梳妆台、玩花池、玩月池、琴台、西施洞、智积井、长寿亭、方亭等。清圣祖康熙和清高宗乾隆二帝南巡时，在山顶筑有行宫，清咸丰十年焚于兵火。山高海拔二百二十公尺。居高临下，湖光山色，蔚为壮观。因为以前多石，状如灵芝，故山名灵岩；南列峭壁如城，又名石城山；又因山势右转似象回顾状，故又名象山。
灵岩山寺相传系东晋末年，司空陆玩捐宅第改建而成。于梁武帝天监年间（502—519），将之扩充为秀峰寺。据传为大哀经（竺法护译）中所述之智积菩萨应化之道场。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5），天台宗中兴之祖道遵曾在此地修法华三昧。宋初，一度为律宗寺院，元丰年间（1078—1085）改为禅院。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因赐抗金英雄韩世忠荐先福名，敕改寺名为“显亲崇报禅寺”。明洪武初年，又改名“报国永祚禅寺”。永乐十年(1412)重修，弘治年间毁于火。清顺治六年(1649)重修，咸丰十年(1860)，由于太平天国之兵火，寺内建筑，除九层塔外，大半焚毁。
宣统三年，住持道明法师，系军人出家，性格粗暴。因丢失衣服打来人过于厉害，山下人起哄，道明法师因为害怕就逃走了。寺中什物都被搬空，成了一个无人住的寺庙。木渎镇绅士严良灿公，叫宝藏僧明煦请他的剃度师父真达和尚去接管。真达和尚派人接管之后，命明煦暂为料理。打算遇到合适的法师的时候，把该寺改为十方专修净土道场。
民国十五年（1926年），机缘来了，戒尘法师从湖北来到苏州，真达和尚就辞去住持之位，请戒尘法师担任崇报寺住持，邀请官绅，声明永远作为十方常住的寺院。住僧以二十人为限，除租金数百圆外，不足部分由真达和尚补贴。真达和尚和印光大师亲自送戒尘法师上灵岩山。关于如何建设十方专修净业道场，真达和尚请印光大师制定规约。大师最初制定的规约名为“灵岩山崇报寺常住规约”，内容是：
（一）不收徒弟。（亦不借地址与人剃徒弟。但在家居士发心念佛者可寄住本寺随众用功。）
（二）不传法（亦不借地址与人传法）
（三）不传戒。
（四）不应酬经忏（但可在寺内打念七看经）
（五）不预闻外事
（六）先后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论贤否不论资格
（七）凡有左列各项之一者概不留单。
后来，大师又把核心规约概括为五条：
一，住持不论是何宗派，但以深信净土，戒行精严为准。只传贤，不传法，以杜法眷私属之弊。
二，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
三，不传戒，不讲经，以免招摇扰乱正念之嫌。堂中虽日日常讲，但不招外方来听耳。
四，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
五，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徒弟。
五条有一违者，立即出院。
1933年，灵岩山寺呈报吴县政府备案并刻碑的就是这五条规约。这五条规约是灵岩山寺的指导纲领和灵魂，是印光大师继承十方丛林制度的优良传统，针对当时佛门滥收徒、滥传戒和滥做经忏佛事的弊病而制定的。从此，灵岩山寺在大师的指导和护持下，成为我国近代最优秀的净宗道场。
在灵岩山寺建立十方丛林制度之初，大师就十分关心其管理情况。例如，1927年，戒尘法师应邀请去虞山讲经，大师给真达和尚弟子，当时担任灵岩山寺监院的明本法师去信，要求他严格遵照十方丛林制度的规矩管理好寺院。大师说：
“戒师品德学业名誉俱优，堪为后学模范。今虽应虞山讲期，汝当格外认真，代戒师领众修持，毋得避懒偷安。凡来此山住者，皆属发心办道之人，大家都要认真用功，互相勉励，以取丽泽之益。不得浪游闲谈，及不依寺规，自作主宰。此寺已作十方，凡三圣堂子孙在此住，亦须与众共修，均其劳逸，同其甘苦。否则，便是搅乱常住，欺侮真师。既为真师徒辈，理宜格外如法，尚不至由自己不如法，令人议及真师也。今约略示其大概，以为前途支持之据。
●一，时势阢陧，只可一心办道，不可妄拟建筑。即或不得已而小有添造，但取足用即已，毋得多建以图宽敞。不但财力不给，须防由此招祸。
●二，世道艰难，饮食衣服，各须俭朴。常住用费，量入为出。若不撙节，后难为继。所有出入帐目，必须分明。不得置买浮华之物，一则费钱，二招讥议。须留有余，以备不足。不可谓有真师接济，而任意浮用。●
三，佛堂日课，即依现在所订规矩，切实修持。然不可一向专在事相上用功。必须心心念念，对治自己习气毛病。能如是者，方为真念佛人。否则，如水泡石头，绝无心得。但按净土常规，不可别生花样。有欲立异，如燃指燃灯者，请彼往育王去行，此山永不开此一端。
●四，戒法师，既应虞山讲期，恐一时难以回来。而住持之名与位，仍属戒师，领众修持之事，汝权为代。当格外勤慎谦恭，不可自大自高。汝乃晚辈，代理其事，不得竟用住持口气，庶大众服汝虚怀，道心更加真切矣。
●五，凡处事接物，必须谦和公平，不得固执己见，抹杀正理。尤须大家互相劝勉，精修净业。常省己过，莫论人非，极力克治习气毛病。习气去一分，道业方可增一分。不得骄傲自恣。注意温饱。总须忍苦耐劳，安贫守分。
●此寺既为十方，即汝与来者，同属十方，应以大公无私之精神处之。凡三圣堂子孙，在山住者，亦须打破私情，自处于十方僧众地位。不得擅倚私意，特享优裕，任意放纵，以坏成规。否则，便是佛法罪人，真师怨家。宜令他去，免致贻人讥诮。时事艰难，前途可虑，再无良法，将何以成为道场。恐汝或未虑及，故为络索一上。初本欲统说，继欲惺目，故分六条。不过表示光卫护灵岩道场之愚诚，切勿以越樽代俎而见诮，则灵岩幸甚，真师幸甚。”
1928年，戒尘法师应云南昆明邀请去弘法，离开了灵岩山寺，真达和尚又邀请戒德高尚、精通净土的慈舟法师接任住持。真达和尚和印光大师又亲自送慈舟法师到灵岩山寺升座，领众修持。慈舟法师在《大师教我念佛方法》一文中回忆说：
“舟因大师十周纪念，想起昔年大师送舟于灵岩为住持时，得大师开示念佛之法，须在心中记一句至十句数，十句再十句，十句再十句，常时如是，不用数珠，若以珠计百千万则可；舟即依识奉行，果然与前数十年，如一人与万人敌之难，若有所释，如是自觉可喜！一人喻正念，万人喻杂念。
“自后于苏州报国寺见大师时，请问大师此十念法于净土诸经及圣贤录未见出处，大师从何得之？大师笑云：此借用五停心观中数息观以数佛耳。”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慈舟法师应武昌宝通寺之请，到武昌讲经，以后未再返回。住持缺位，寺务由监院妙真法师负责。印光法师一如既往指导、护持灵岩山寺。大师虽不是住持，但却是寺院的精神导师。大师这一年题写了“灵岩山寺”寺额，从此崇报寺更名为灵岩山寺。大师先后撰写《灵岩寺永作十方专修净土道场及此次建筑功德碑记》、《灵岩山笃修净土道场启建大殿记》、《灵岩山寺下院放生池附设放生会缘起碑记》、《灵岩山寺启建四众普同塔碑记》、《灵岩山寺念诵仪轨序》等，使得灵岩山寺的制度建设不断完善。
63.被围八月陕民苦，转移印费济灾民
民国十五年（1926）4月，刘镇华在奉、直系军阀支持下，率镇嵩军八个师共10万人围攻西安。李虎臣、杨虎城率一万余人死守。9月，冯玉祥在绥远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并于即日率军入陕，以解西安之围。11月下旬，刘镇华部溃败，长达8个月的西安守城战终于结束。被围期间，城中绝粮，因疾病、饥饿而死的军民逾万人。
阴历十一月初一，陕西郑子屏居士写信报告长安自三月初六日被围至十月廿四日始解后灾情，请大师帮助赈灾。信中报告说：“迁延日久，民食无出，始则麦米，继则杂粮，继则麸子野菜，继则油渣草根，继则犬马皮革，间有存粮升合，均被军人搜去。军人复以所得麦米出卖。每洋一圆，仅易麦米三两。饿殍载道，惨不忍看。”
十二月初九，大师收到郑子平居士于十一月初一所写的求赈信。次日回信说：“昨接十一月初一之信，不胜痛伤。现今各处皆有兵灾，筹赈甚难。”大师将叶德广居士准备印《印光法师文钞》的二千元及法云寺建大殿的一千元拨出来救灾。向上海大慈善家王一亭居士打听道路，如果邮政通了就汇款过去。同时也请王一亭居士在上海设法募集善款。大师最后叮嘱办理赈灾事务决不可作弊贪污，他说：“历观古今放赈，凡有侵蚀，决无善报。凡能尽心尽力者，子孙决定发达。汝我不曾一面，因陕民之苦，光以万不能移用之钱，移之于赈。汝宜由此以培德，切莫因此而作弊。若一作弊，人虽不知，天地鬼神岂能瞒哄。以自己心一动，天地鬼神通通了知。欲天地鬼神不知，除非自己不生此心。倘一生心，或善或恶，无有不明若观火者。光爱护汝，故作此说。倘能实行，何幸如之。如或作弊，后悔无及。”
过了一段时间，印光大师又得到捐款五百元，加上先前的三千元，以及真达和尚、王一亭、黄涵之居士等人的捐款，合计五千元，交由慈善组织义源厚汇往西安，同时给康寄遥、郑子屏去信交代给各捐款人出具收据并致函感谢。这体现了大师严谨审慎的作风。居士捐款指定用途的，如果改变用途，应当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交代。下附大师与康、郑二居士函，以见大师和诸善士的慈悲用心。
“寄遥、子屏鉴。初十日接王一亭书。言初六已将光所拨之三千元，并后捐之五百元，及真达师之二百、孙月三之三百、并王一亭自己，及黄涵之各五百元，共五千元，交义源厚宋子才君汇去。又义源厚等五家烟号各出一百元。共五千五百元汇去，以救眉急。华洋义赈之款，待陕西分会电来再议。此上皆一亭语。以去年王一亭接光书，不几日华洋义赈会开会。一亭以光所寄书，及子屏书，与会众看。众许筹五万。后华洋氏来沪，言已于税关拨十万矣。故此五万，尚不能定。因打电去问情形，候复电来，再为议决。前日接真达师信，言孙月三之三百元，当另具一收据。恐彼或疑钱落空耳。似乎宜作一谢书，较为克己。光之三千五百元，作一书，寄光。以便寄与拨款之居士。彼虽不疑光，得此谢书，益生欢喜。书中但叶德广居士三千元，贞净庵主一百元，香涛居士三百元，备去轩一百元。真达师，孙月三，作二书。一封寄上海陈家浜太平寺交真达和尚。一亭即寄彼家。光本不欲用此种手续，以真达师来信言及，似乎如此，方为妥贴。以人以多金相助。办事者岂惜此笔墨之劳乎。即款已收到，混然之收据已寄来，不妨再寄谢书。而王一亭处，当用感激赞叹之笔。况彼尚欲提议又筹。虽能筹与否，未可决定，然彼一念慈心，当令人感佩不忘也。汝等绝不懂事，当此急难与人书，不具名，但以佛教会同人启了之。若不求人，又将作何种傲慢书法也。光与一亭书，尚用顿首。以求人急饥，兼劳心思。一亭为此事，往来烟帮数次。与光书亦五六次。汝二人之书，一亭皆寄与光看。一则但以佛教会出名，一亭问当交何人。光乃与彼言，寄遥、子屏，皆佛教会中办事人。书此顺候禅安。莲友印光谨启 一月十五。
注释：
[1] 郑子屏（1886---1927）,长安杜曲新街村人。名维翰，字子屏。号心园居士。民初就学保定军校及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后在陕军界供职，曾任陈树藩督军参谋长等职，后退出军界，皈依印光法师，法名智尚。专研佛学，注重社会慈善事业，建树颇丰，诗文俱佳，学行为时人赞誉，宋联奎、伯鲁、于右任诸先贤曾撰文称颂。著作收入郑涵慧主编的《敦本堂文集》内。
64.中华出版增广本，圆净选编嘉言录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经历一个不断增广直到定稿的过程，并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永久流通本。
民国六年（1917年）徐蔚如得到大师给其朋友的三封书信（与邓伯诚、邓新安居士书），刻成《印光法师信稿》送人。
民国七年（1918年），徐蔚如搜集大师文稿书信共22篇，刻于北京，名为《印光法师文钞》。
民国八年（1919年），又搜集到大师文稿38篇，与民国七年版合编为初编和续编两册共60篇。
民国九年（1920年）《印光法师文钞》增加34篇，重新编次，上海商务印书馆排作两册铅印，民国十年（1921年）春出书，共 94篇。梁启超、弘一大师等题词。
民国十二年（1923年），大师亲自在扬州，将民国九年所排的版本，刻了一个书册板，作四册。内容增加140篇，共 234篇。
民国十二年，大师在商务印书馆另排增订本，名为《新印印光法师文钞》，作四册，留板，初次印二万部。民国十三年六月初版，比木刻又增加一百余篇 ，共334多篇。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大师又在中华书局排增广本，也分成四册，比上一个版本增加一百余页。到民国十五年秋后，就排好了。大师的想法是，以后无论何等文字，概不存稿，以免耗费施主的钱财。
民国十六年（1927年）夏《增广印光法师文钞》正式出版。因为工潮的原因，书价很贵，只印了二千册。原订打四付纸板，两个归中华书局，两个归大师。大师叫杭州浙江印刷公司依据这个版本先印了一万册。以后根据因缘再决定是否加印。《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共收入大师文稿419篇。由大师亲自校订，作为永久流通的版本。
上海有一位居士名叫李荣祥，祖籍广东人，父辈在上海经商。李荣祥本人因有肺病，曾赴日本治疗。他在日本的图书馆接触到佛教书籍，从此专心佛学，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圆觉经》，都加以注释。他见到印光大师的时候，大师看到他年龄不到三十岁，已有早衰的迹象，就劝他说：青年人宜先著实用念佛功夫，待其业消智朗，障尽福崇时，再行发挥，自可阐明佛意，宣传宇宙。当时，李居士还不以为然，后来因为用心过度，形神日衰，才知道印光大师说得有道理。于是详细阅读大师的文钞，感到非常欢喜，就摘录其中的要义，陆续在《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上刊登。接着分门别类，编作一册，取名为《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准备出版流通。
民国十六年阴历元月，李荣祥来信表示要编辑《印光法师嘉言录》，大师回信说：“阁下再为提其要者，分门类为之流布。则较彼全书用费少而利益多，实为不可思议功德。光初出家，见诸知识教人修持，了不提因果伦常等事。致有修持颇好者，或于伦常不能恪尽己分。因是或令不知佛法真理者，多起谤心。光久蓄矫此流弊之心，故于一切笔墨中屡言之。阁下倘不以所言者为赘，似宜即录以作挽回世道人心之助。”
阴历二月，李荣祥居士再次来信报告《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的编辑大纲并请大师题词，大师回信说：“窃谓此录皆取材书中，即论疏序跋等中，亦可节取。非书中可节，余皆不可节也。且此录原属节录，固不宜恐涉断章取义之嫌。而今之时势，尤当以注重因果诚敬伦常，为救国救民弘法利生之要务。凡涉此义，似宜多采。所立十科，颇为通畅。略有字句不均，及不甚畅亮之处，因另开于旁。一赞净土超胜。二诫信愿真切。三示修持方法。四论生死事大。五勉居心诚敬。六劝注重因果。七分禅净界限。八释普通疑惑。九谕在家善信。十标应读典籍。”审定了全书的大纲。
二月初三，大师为《印光法师嘉言录》报纸版撰写了题词。给李圆净居士回信说：“昨信已封，邮差来又接手书，因勉作题词四十韵。但以向不作诗，诸多牵强，祈为改正。”
五月，大师到上海的时候，李荣祥请大师到家中供养，并和妻子一起正式在大师座下受了皈依，大师给他取的法名叫圆净。
八月，《印光法师嘉言录》报纸版正式出版，印一千册，不久就送完了。但来信索取的人纷至沓来，于是叫漕河泾监狱署，排作书册本。陈荻洲居士，义务担任排工，并承担打四付纸板的费用，同时还任印二千册。加上其他任印的数量，将近二万册。四付纸板拟由监狱署保留一付，供上海流通用。一付归圆净居士保存，以备自己及诸善士之用。一送哈尔滨宣讲堂，供关外有信心者印刷。一送南洋新加坡商会，供各岛华侨印刷流通。
《印光法师嘉言录》给学佛者带来很大的方便。凡摘录的法语都注明出自《增广印光法师文钞》的某卷某页，可以跟文钞全文对照阅读。由于从各篇文章中摘取要义，汇归一类，所以往往有文义相近的段落。选编时并没有删削，希望读者受到反复劝勖的益处，能够直下断疑生信。又因为文钞内容比较多，初学佛的人难以选择，因此，又编辑了文钞选读目录，附于嘉言录序后。让未曾研究佛学之人，能够循序渐进地阅读学习。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和与之配套的《印光法师嘉言录》流通广泛，成为传播印光大师净土教义的重要载体，对引导念佛人把握净土宗旨，做人以及学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65.师徒相见太平寺，叶氏记述两法师
1927年秋，弘一法师到上海，住在江湾丰子恺家里。印光大师阴历七月十七下普陀山，七月十九到上海，处理《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印光法师文钞嘉言录》等书的印送事务。七月二十八到杭州各地说法，逗留近一个月。八月三十（9月25日）又回到上海，住在太平寺。
9月25日， 叶圣陶饭后去上班的路上，见到劈面过来三辆人力车。最先是个和尚，他并没有往心里去。第二是子恺先生，他惊喜似地向叶先生点头。叶先生也点头，叶先生心里就闪电般想起“后面一定是他”（弘一法师）。人力车夫跑得很快，第三辆一霎经过时，叶先生见坐着的果然是个和尚，清癯的脸，颔下有稀疏的长髯。叶先生的感情有点激动，“他来了！”这样想着，屡屡回头望那越去越远的车篷的后影。
第二天，叶圣陶就接到子恺先生的信，约他星期日（10月2日）到功德林去与弘一法师会见。到了星期日，丰子恺、夏丐尊、叶圣陶等十几位教育、文学界的朋友们与弘一法师在功德林共进午餐。
饭后，弘一法师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以同去。于是七八个人与弘一法师一同去见印光法师。弘一法师已于民国十三年正式拜入印光大师门下，是印光大师唯一的出家弟子。下面是叶圣陶先生记述的弘一法师带大家去见印光大师的情景：
到新闸太平寺，有人家借这里办丧事，乐工以为吊客来了，预备吹打起来，及见我们中间有一个和尚，而且问起的也是和尚，才知道误会，说道，“他们都是佛教里的。”
寺役去通报时，弘一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僧衣来（他平时穿的，袖子与我们的长衫袖子一样），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字间异样地静穆。我是欢喜四处看望的，见寺役走进去的沿街的那个房间里，有个躯体硕大的和尚刚洗了脸，背部略微佝着，我想这一定就是了。果然，弘一法师头一个跨进去时，就对这位和尚屈膝拜伏，动作严谨且安详，我心里肃然，有些人以为弘一法师该是和尚里的浪漫派，看见这样可知完全不对。
印光法师的皮肤呈褐色，肌理颇粗，一望而知是北方人；头顶几乎全秃，发光亮；脑额很阔；浓眉底下一双眼睛这时虽不戴眼镜，却用戴了眼镜从眼镜上方射出眼光来的样子看人，嘴唇略微皱瘪，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正是绝好的对比，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
弘一法师合掌恳请了，“几位居士都欢喜佛法，有曾经看了禅宗的语录的，今来见法师，请有所开示，慈悲，慈悲，”
对于这“慈悲，慈悲，”感到深长的趣味。
“嗯，看了语录，看了什么语录？”印光法师的声音带有神秘味，我想这话里或者就藏着机锋吧。没有人答应。弘一法师就指石岑先生，说这位先生看了语录的。
石岑先生因说也不专看哪几种语录，只曾从某先生研究过法相宗的义理。
这就开了印光法师的话源。他说学佛须要得实益，徒然嘴里说说，作几篇文字，没有道理；他说人眼前最紧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险；他说某先生只说自己才对，别人念佛就是迷信，真不应该。他说来声色有点儿严厉，间以呵喝。我想这触动他旧有的忿忿了。虽然不很清楚佛家的“我执”“法执”的涵蕴是怎样，恐怕这样就有点儿近似。这使我未能满意。
弘一法师再作第二次恳请，希望于儒说佛法会通之点给我们开示。
印光法师说二者本一致，无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过儒家说这是人的天职，人若不守天职就没有办法。佛家用因果来说，那就深奥得多。行善就有福，行恶就吃苦。人谁愿意吃苦呢？──他的话语很多，有零星的插话，有应验的故事，从其间可以窥见他的信仰与欢喜。他显然以传道者自任，故遇有机缘不惮尽力宣传；宣传家必有所执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师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树，毫不愧怍地欣欣向荣，却没有凌驾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气概。
在佛徒中，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极了，从他的文抄里，见有许多的信徒恳求他的指示，仿佛他就是往生净土的导引者。这想来由于他有根深的造诣，不过我们不清楚，但或者还有别一个原因。一般信徒觉得那个“佛”太渺远了，虽然一心皈依，总不免感到空虚；而印光法师却是眼睛看得见的，认他就是现世的“佛”，虔敬崇奉，亲接謦[KAI] ，这才觉得着实，满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说，印光法师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来装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师第三次“慈悲，慈悲”地恳求时，是说这里有讲经义的书，可让居士们“请”几部回去。这个“请”字又有特别的味道。
房间的右角里，袋钉作似的，线袋、平袋的书堆着不少：不禁想起外间纷纷飞散的那些宣传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黄智海演述的《阿弥陀经白活解释》，大圆居士说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口义》，李荣祥编的《印光法师嘉言录》三种。中间《阿弥陀经白活解释》最好，详明之至。
于是弘一法师又屈膝拜伏，辞别。印光法师颠着头，从不大敏捷的动作上显露他的老态。待我们都辞别了走出房间，弘一法师伸两手，郑重而轻捷地把两扇门拉上了。随即脱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门内的包车上，方正平帖地把它摺好包起来。
辞别印光法师，弘一法师就要回到江湾子恺先生的家里，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就向他告别。
弘一法师一生与印光大师见面并不多，这次在上海太平寺的见面，有着特殊的意义。弘一大师带去的都是文化界的人，他们有的信佛，有的不信佛。一般社会对佛教的了解还是不够的，这次见面经过叶圣陶先生的著名散文《两法师》而传诵一时，留下了佳话，也给知识分子了解佛教打开一扇小小的窗口。
66.笃信观音宿根深，儒佛融通仰印公
范九（1887 一1967 ），名师洪，字知生，南通平潮人。费范九自幼聪颖，州试名列榜首。后入江宁法政学堂，毕业后参与办理两淮盐务。民初回通州任张蹇秘书，协助督办水利保坍工程，主编《南通报》。由于母亲信仰观音菩萨的缘故，他也对于佛教缘分颇深。
费居士在南京参议省政时，曾经与同人讨论儒理，但不谈论佛法。他并不是不信佛，而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谈禅说教，甚深微妙，学者不会，就会流于荒诞。至于谈论因果轮回、诸天之欲乐与地狱鬼畜之惨苦，又恐愚夫愚妇沉溺泛滥，莫知所归。不如儒道中庸，易知易行，致谨于伦常日用之间，而不蹈过与不及之弊。后来请得《印光大师文钞》，展读一遍。了解到大师弘扬净土，而不废弃儒教。曰敦伦尽分，曰齐家须重母教，曰真信切愿、老实念佛、求生西方。以世法之闲邪存诚，而进求出世法之超凡入圣。儒佛融通，相成而不相悖。费居士从此以后改变了自己的宗旨，而皈依印光大师的愿望，与日俱进。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先给印光大师写信请求皈依，七月二十九日，大师回信说：
“数日前，由山转来手书，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谨，不胜欣羡。但以沪地冗繁，未能即复。昨因事来杭，略有暇晷，遂书大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汝能孝亲，能俭朴，则必不至取非义之财，其行其心，颇与佛合。若再加以信愿求生西方，必可如愿。然既为人子，人父，当思所以究竟令我亲，我儿女，得究竟安隐之道。可不力劝吾亲，与吾儿女，令其同修净业乎。此且约亲而论。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亲戚，乡党，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发宏誓，以预行随分随力度人之道乎。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茂。谓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所言自利利人之道，即为一切人，说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文钞中屡说之，今复为说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错过，以故不妨再说也。又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源，总由家庭无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渐可太平矣。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亦居尘学道，自未得度，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祈慧察是幸。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民国十七年（1928年），商务印书馆需要校勘国学的职员。费居士正好想脱离政坛，从事文化事业，于是赶到上海面谈。正好听说印光大师驻锡太平寺，非常高兴，赶紧去拜访。大师问费居士来上海做什么。费居士说到商务印书馆应聘，不知到能不能成。大师点头说：“成。”费居士以为是大师安慰的话，没有放在心上。于是请求当面受皈依。大师说：可至佛前举行。费居士不懂皈依仪式，幸好温州的周群铮居士在场，协助指导他完成了皈依仪式。过了两天，费居士得到商务印书馆通知，自己被录用了。这是才省悟大师的先见豫示实非戏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事件，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费居士全家困于战场十九天，他带领家里人一心念观世音菩萨求救，结果所住天通庵路四围尽毁，而自己所住得楼房安然无恙。事变之后，费居士应邀参加影印宋藏经会的工作，只管食宿，没有工资。他的妻子来上海探视。借此机会，费居士带妻子乘京沪火车去苏州报国寺皈依印光大师。他们在车上聊天，他妻子根据算命的所说，命中五行阙水。所以想求印光大师选一个水旁的字为法名，以便得到扶助。费居士也想为儿子和儿求皈依。想到宗兄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福熊、福煦。于是对妻子说：“父母欲为子女造福因，心理皆同。如和儿取名福字，岂不遥合宗派。”接着笑了说：“这是世俗的想法，不必在师父前提及。”
到了报国寺，费居士的妻子请大师授皈依，并代和儿受皈依。大师开示念佛法要，并叫他们两个在寺里吃午饭。午饭后，大师手书法名二纸，费居士的妻子名慧淑，和儿名福纯。费居士一看，淑字从水，福字联派。心想私意并未上陈，何以恰如所欲。费居士与妻子惊喜之情，不可言喻。感到大师能深入他心，非常智可测。
1938年，费居士为保护和流通将历年收集之唐、宋、元、明、清五朝名家所绘观世音菩萨圣像，特汇编成《历朝名画观音宝相》在沪付印一千册分赠有缘，他请印光大师作序。大师撰写序言后，给费居士回信说：“手书备悉。序文凑起八百零六字。而语句拙朴，大通家不无訾议。如可用，祈请善书者恭楷写之。圈点亦宜照用，以免文字浅者，念不成句。句既不明，义何能了。以故无论何种文字，均须点句。光一向与人书，即大通家也为点句。以不愿人稍于我之芜语用心也。序中通未抬头。通抬则太繁，不抬亦可。若欲抬，当于名家所画之观世音圣像一抬即已。（民廿七九月初四）”
《历朝名画观音宝相》再版时，又请弘一大师工楷书写印光大师所撰序言，高僧师徒续写佳话。
费范九居士后半生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为保护家乡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67.印老撰写募缘疏，佛会赎迁放生鱼
范九（1887 一1967 ），名师洪，字知生，南通平潮人。费范九自幼聪颖，州试名列榜首。后入江宁法政学堂，毕业后参与办理两淮盐务。民初回通州任张蹇秘书，协助督办水利保坍工程，主编《南通报》。由于母亲信仰观音菩萨的缘故，他也对于佛教缘分颇深。
费居士在南京参议省政时，曾经与同人讨论儒理，但不谈论佛法。他并不是不信佛，而是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谈禅说教，甚深微妙，学者不会，就会流于荒诞。至于谈论因果轮回、诸天之欲乐与地狱鬼畜之惨苦，又恐愚夫愚妇沉溺泛滥，莫知所归。不如儒道中庸，易知易行，致谨于伦常日用之间，而不蹈过与不及之弊。后来请得《印光大师文钞》，展读一遍。了解到大师弘扬净土，而不废弃儒教。曰敦伦尽分，曰齐家须重母教，曰真信切愿、老实念佛、求生西方。以世法之闲邪存诚，而进求出世法之超凡入圣。儒佛融通，相成而不相悖。费居士从此以后改变了自己的宗旨，而皈依印光大师的愿望，与日俱进。民国十六年（1927年），他先给印光大师写信请求皈依，七月二十九日，大师回信说：
“数日前，由山转来手书，知慕道心切，修持唯谨，不胜欣羡。但以沪地冗繁，未能即复。昨因事来杭，略有暇晷，遂书大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汝能孝亲，能俭朴，则必不至取非义之财，其行其心，颇与佛合。若再加以信愿求生西方，必可如愿。然既为人子，人父，当思所以究竟令我亲，我儿女，得究竟安隐之道。可不力劝吾亲，与吾儿女，令其同修净业乎。此且约亲而论。而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我既知之，忍不令我弟兄，姊妹，亲戚，乡党，一切相接之人，一一咸知乎。汝欲皈依，以期往生，可不发宏誓，以预行随分随力度人之道乎。今为汝取法名为慧茂。谓以大智慧，行自利利人之道。所言自利利人之道，即为一切人，说敦笃伦常，恪尽己分，闲邪存诚，克己复礼，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文钞中屡说之，今复为说者，恐或不注意，以致错过，以故不妨再说也。又今日世道之乱，为开辟所未有。究其根源，总由家庭无善教，及不讲因果报应之所致也。天下不治，匹夫，匹妇，与有其责。能注重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则贤才自然蔚起，而天下渐可太平矣。祈与一切人，皆以此说恳切告之，亦居尘学道，自未得度，即行度人之一大要事也。祈慧察是幸。余详文钞，此不备书。”
民国十七年（1928年），商务印书馆需要校勘国学的职员。费居士正好想脱离政坛，从事文化事业，于是赶到上海面谈。正好听说印光大师驻锡太平寺，非常高兴，赶紧去拜访。大师问费居士来上海做什么。费居士说到商务印书馆应聘，不知到能不能成。大师点头说：“成。”费居士以为是大师安慰的话，没有放在心上。于是请求当面受皈依。大师说：可至佛前举行。费居士不懂皈依仪式，幸好温州的周群铮居士在场，协助指导他完成了皈依仪式。过了两天，费居士得到商务印书馆通知，自己被录用了。这是才省悟大师的先见豫示实非戏论。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上海的事件，遭到了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这就是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费居士全家困于战场十九天，他带领家里人一心念观世音菩萨求救，结果所住天通庵路四围尽毁，而自己所住得楼房安然无恙。事变之后，费居士应邀参加影印宋藏经会的工作，只管食宿，没有工资。他的妻子来上海探视。借此机会，费居士带妻子乘京沪火车去苏州报国寺皈依印光大师。他们在车上聊天，他妻子根据算命的所说，命中五行阙水。所以想求印光大师选一个水旁的字为法名，以便得到扶助。费居士也想为儿子和儿求皈依。想到宗兄两个儿子的名字分别是福熊、福煦。于是对妻子说：“父母欲为子女造福因，心理皆同。如和儿取名福字，岂不遥合宗派。”接着笑了说：“这是世俗的想法，不必在师父前提及。”
到了报国寺，费居士的妻子请大师授皈依，并代和儿受皈依。大师开示念佛法要，并叫他们两个在寺里吃午饭。午饭后，大师手书法名二纸，费居士的妻子名慧淑，和儿名福纯。费居士一看，淑字从水，福字联派。心想私意并未上陈，何以恰如所欲。费居士与妻子惊喜之情，不可言喻。感到大师能深入他心，非常智可测。
1938年，费居士为保护和流通将历年收集之唐、宋、元、明、清五朝名家所绘观世音菩萨圣像，特汇编成《历朝名画观音宝相》在沪付印一千册分赠有缘，他请印光大师作序。大师撰写序言后，给费居士回信说：“手书备悉。序文凑起八百零六字。而语句拙朴，大通家不无訾议。如可用，祈请善书者恭楷写之。圈点亦宜照用，以免文字浅者，念不成句。句既不明，义何能了。以故无论何种文字，均须点句。光一向与人书，即大通家也为点句。以不愿人稍于我之芜语用心也。序中通未抬头。通抬则太繁，不抬亦可。若欲抬，当于名家所画之观世音圣像一抬即已。（民廿七九月初四）”
《历朝名画观音宝相》再版时，又请弘一大师工楷书写印光大师所撰序言，高僧师徒续写佳话。
费范九居士后半生一直从事文化工作，为保护家乡文化遗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68.太平寺巧遇印老，李传书从此念佛
南洋中学教员李传书在学佛的道路上走了一段弯路，后来在太平寺遇到印光大师，重新走上修持净土的道路。
李传书幼时，在父亲诵经念佛的时候，也经常随之礼拜，跟着父亲诵念，八识田中，种下了学佛的种子。他十二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佛像送回寺院，从此中断了与佛法的接触。他进入上海南洋大学学习之后，醉心科学，结果心存邪见，毁谤三宝，背觉合尘，恣行无忌。当时他的母亲虽然不念佛，但是初一、十五坚持吃素，平时戒食牛肉。家里虽然比较贫困，但仍然喜欢周济穷人。民国十四年（1925年）夏，李的母亲因为衰弱，卧病半年，李传书听信医生的话，劝母亲喝牛肉汁，母亲不忍拂了他的意，勉强喝了，不过最终并没有好起来，还是去世了。
民国十七年（1928年）正月，李传书忽然思考这么一个问题：世人以佛法为迷信，而从汉代到现在为止，明君贤相，达士通人，崇信称扬，历史上的记载很多，这是什么原因呢？于是又产生了信佛的念头，请善于绘画的朋友，绘观音大士像，挂在中堂，以便出入瞻仰，但仍然不懂怎样恭敬供养三宝。
正好李传书的内弟徐仲侯来信说，他的岳父陈飞青居士，由哈尔滨来上海，住在太平寺，有事要转告李传书，请李传书去太平寺找明道法师，以便介绍与陈飞青相见。
李传书接到信后，就抽出时间赶往位于新闸路陈家浜的太平寺。客堂的知客师把他带到楼上，他看到一位老和尚凝然中坐，一些僧人和在家人围着老和尚坐着，一起在吃午饭。老和尚见李传书进来，站起来叫李传书一起用餐。李传书佯称已经吃过了，坐在旁边等待。吃完饭后，众人仍然环坐。老和尚叫李传书把凳子搬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像对待老熟人一样。李传书问道：
“您是明道法师吗？我想请您给我介绍见陈飞青先生。”
老和尚说：“我是印光。”指对面坐着年纪轻一些的法师说：“他是明道。陈居士刚好外出了，请少待。”
李传书默默地坐着，听印光老法师与大家所谈的内容，旨在劝人孝弟忠信，尽心安分。心理面偷偷地想：和尚也谈论儒家的道理吗？这不是寻常粥饭僧所能道的。于是油然产生钦仰之心。
过了一会，陈居士到来，跟李传书见了面，两个人聊起来。陈飞青问：
“您认识印光法师吗？”
李传书说：“不认识。”
“刚才听了印光法师说法了吗？”
李说：“刚才听了他讲的话，心里很佩服。”
陈飞青说：“既然这样，您应该顶礼老法师。”
李传书起身，顶礼了印光大师。礼毕，陈居士带李传书到楼下进餐。饭后，又邀李传书一起去觉园，听谛闲法师讲《彻悟禅师语录》。第二天，讲经圆满。第三天，谛闲大师说皈依，李传书发愿参加法会，跟大众一起受了皈依。陈居士听说之后，对李传书说：“何不更请印光法师为君一人别说三皈？君佛缘成熟，一旦而遇两大善知识，何幸如之！”李传书听了以后，欢喜踊跃，向印光大师请求皈依，于是在这一天的上午又在太平寺皈依印光大师座下，大师赐法名德振。
大师询问李传书从事什么职业。李传书说自己在南洋中学当教员。大师严肃地说：
“学校有没有女生？你作为老师，不可误人子弟，应当教学生笃行孝弟，清厉贞操，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并且随缘宣扬佛法。”
大师又问：“你发心是经过别人劝的吗？”
李居士说：“没有人劝我，我是由谤生疑，又由疑生信，想学佛报答慈母的养育之恩。”
大师说：“善哉！善哉！机缘熟矣。须知佛法难闻，知识难遇，汝既为佛弟子，当求了脱生死，求生西方，平时多多念佛，为父母回向，更须恳切忏悔毁谤三宝之罪，最要慈心不杀，从持六斋、十斋而至长斋，切莫自作聪明，妄自参究。执持一句佛号，保汝一生受用，报尽决定生西，闻佛说法，顿开佛慧，而汝父母亦得蒙佛加被，早生安养，斯为真孝，汝又何悲！”
自此以后，传书恪遵师训，专修净土，在教学中努力贯彻圣贤和佛法的要求。
李传书所工作的南洋中学十分注重师道尊严。据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民国早期的大师长们》记载，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中陈姓高官有一公子在南洋中学上学，在一次考试中，陈公子有一道题不会做，想作弊，但是监考的李传书一直站在他身边不走。陈公子急了，说：“侬今朝是要出阿拉洋相哦？站远些！”李传书说：“我是监考老师，爱站哪里就站哪里。”陈公子说：“你今天不走，我就给你交张白卷。”结果，直到考试快结束，李传书也没挪半步。气急败坏的陈公子交了一张白卷，并且悻悻地踢了李老师一脚。
消息传到南洋中学的创始人兼校长王培荪那里，他立即把陈公子叫到校长室核实情况。问明情况之后，王培荪勃然大怒，宣布立刻开除陈公子学籍。陈公子这才慌了，苦苦哀求从宽处理，王培荪不为所动，说南洋中学决不宽容侮辱老师的学生！
民国廿九年（1940年）三月，李传书随真达老和尚、德森法师，一起到灵岩山寺，再次见到了印光大师，并恳求警策。心中为自己不够精进感到惭愧。但是大师见到李传书，并没有加以呵斥，而是温和地说：“尔发苍苍矣。”李传书听了憬然有悟！想到相别十多年，以为大师未必能记得自己皈依时的相貌，今以发白为言，岂非示以四大无常，人命在呼吸之间，勉励我要精进吗？李居士于是发愿谢绝世俗应酬，求受五戒。大师为他详说戒相，嘱咐他老实念佛，求生极乐。
69.老僧呵斥女诗人，才女皈依入佛门
1927年5月，张汝钊女士以她卓越的才能被聘为宁波图书馆首任馆长，她组织人员将薛楼近9万卷藏书进行悉心整理修补，分类编目，于当年9月顺利开馆，开始谱写宁波公共图书的历史。
1928年夏天，天气炎热，一天，好友梅立德夫人邀请她去海天佛国普陀山游览避暑，她爽快地答应了。因为她早知道普陀山是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佛灵山秀，石奇景美，金沙碧浪，海阔天空，值得一游。第二天，她与梅夫人等六七位女友从宁波轮船码头上船前往普陀。
中午时分，船到普陀山短姑道头。女伴们登岸后，先到观音洞庵吃过午饭。然后游历附近一带的胜景。观音洞在梅岑山西麓，传说为观音大士示现之处，洞广如室，中间有一天然石柱支撑，上粗下锐，倒注入地，有垂云倒浪之奇。洞内环行可通，石柱、石壁上镌观音大士像；洞顶白石累叠，古树嵌生，风景十分奇特。附近有二龟听法石：一龟蹲岩顶，昂首延颈，一龟缘岩壁，筋膜尽露，睨之欲动，相传经观世音点化而成；又有磐陀石，两巨石相累如盘，下石高耸锐顶，可容二三十人，上石高二．七米，体积四十余立方米，面广底锐，呈菱形，两石相累处仅一点，观之欲坠，势若累卵。上有“磐陀石”、“天下第一石”等题刻，“磐陀夕照”为普陀十二景之一。
女伴们望看这一处处佳景，感到目不暇接，不禁赞声啧啧。梅夫人要汝钊即兴作诗，以助游兴。汝钊想了想，遂当场吟了一首《上观音洞》诗：
观音圣迹访遗综，更上南山第一峰。
万里烟霞空色相，一天云气荡心胸。
惊涛拍岸声疑虎，怪石蟠空势似龙。
到此顿消尘俗虑，隔林飞度一声钟。
梅夫人忙取出手提包中的钢笔和笔记本，把诗记下来。女伴都称此诗有气派，特别是五、六两句，是全诗的警句，描摩这海边的惊涛和怪石形态，真是曲尽其妙！
她们游毕西天景区，又游了普济寺、南天门一带，到离法雨寺不远的极乐庵住宿，打算吃过晚饭，去海边游泳，以消除一天疲劳，并领略海阔天空的普陀夜景。
正当她们吃过晚饭，各人提着一袋游泳衣裤准备出发时。只见门口急急走来一个年青僧人，手中拿着一张纸条，对大家打个闻讯说：“诸位女居士，印光老法师让我送信，叫大家千万别去海边游泳！”说着递过纸条。大家围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
“诸居士！南海多旋涡，所谓惊涛如虎，防不胜防。每年有人，惨遭灭顶，切勿儿戏，后悔莫及！”
女伴们看了都发愣：印光老法师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游泳，而且纸条上写的所谓“惊涛如虎”，不就是汝钊下午写的“惊涛拍岸声疑虎”之意么？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印老未卜先知？
张汝钊更是惊讶不已，她在图书馆里曾经读过《印光法师文钞》，对印老的学问文章十分佩服，只不过自己去年在梅夫人的介绍下受了洗礼，加入基督教，并没有想到跟这位老和尚发生联系。她略一沉吟，谢过送信的师父，便把手中的衣物放下，提起手提包，约女伴们一起去法雨寺拜访印光老法师。
印光老法师正在灯下给来函求教的外地居士写回信。侍者告诉他有一群女居士来访，他便放下手中的笔。汝钊她们在向老法师顶礼之后，蒙老法师赐座就坐。她见老法师年神态庄严，既严肃，又慈悲。便上前合掌，先是感谢老法师的规劝，接著又探问老法师怎么会事先知道？老法师微微一笑，说：“这几天天气很热，刚来山的游客，往往傍晚都会到法雨寺前的千步沙海边游泳。千步沙别看它平时很静很美，但海潮来时奔腾呼啸，来如飞瀑，退若曳练。遇大风，则沙间怒涛壁立，吼声震天，飞沫溅空，真是惊险极了！我刚才在寺前经行念佛，看到七八位刚到山的游客——大概就是你们吧，经过法雨寺前，向极乐庵方向走去，边走边谈游泳的事。我怕你们不知道海边的险情，晚间去洗海水浴发生危险。故特遣一僧告知！如此而已！阿弥陀佛”！老法师虽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汝钊心中总觉得他有未卜先知之明。
老法师说罢，从架上取下几本新出版的《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送给大家每人一本，劝大家“老实念佛”！女伴们都站起身来恭敬地接过。汝钊则从手提包取出一本二年前出版的《绿天簃诗词集》，在上面签了名作为回谢，敬奉老法师教正。老法师也欣然接受。
大家小坐了一会，怕影响老法师的工作，便起身拜别。回到极乐庵去休息。
次日清晨，她们刚起床。法雨寺的一位山僮，又送来一封书信，说是专门交曙蕉居士的。汝钊忙打开来看，上面写道：
曙蕉居士鉴：
观所作诗，其声调意志，实不让古人。但只是诗人之诗，其衷曲愁怨，似绝未闻道者之气象。即与君题序者，皆与君同是一流人物。君既有此慧根，忍令以悲怨而消磨之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既有佛性，可任其烦恼盖覆，历劫不得发现乎？当移此愁怨以念佛，则生入圣贤之域，没预莲池海会。倘真有宿根，当不负老僧此一呵斥也！
“呵斥”两字，从她的眼前跳过时，使她猛地一震！因为生性孤傲的她，当时在诗坛备受尊崇，听惯了夸奖的话。这次却破天荒地受到斥责！仿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凉到脚底，她的自尊心平生第一次受到了重大的刺激。但仔细平静下来一想：《绿天簃诗词集》中的诗词也的确是些愁风怨月之作，或叹命运的多蹇，或怨造化的不公……长此愁叹下去，的确只能折磨自已，怎能超然物外，如释迦那样的解脱自在、发现自身的佛性呢！印老的话虽然尖锐，但毕竟是他站得高，看得远呀！
经过一天的思量。第三天上午，她决定不去游山，独自一人去拜访印老。到了门口，她又停步踌躇了，怕老法师会瞧不起自已这位凡夫俗子。谁知坐在桌前的印老早已望见，笑著喊道：“张居士你早呀！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的呢！进来坐吧！”
于是，她倒身便拜。印老请她起来。就坐之后，她诚恳地请印老开示佛法义理。印老说：“我知你才高八斗，但不要专学西欧虚派。应每日于公私之暇，实行愚夫愚妇之老实念佛。因为一息不来，即属后世。那时纵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无用处。若不及早修持净业，待到那时，才知道虚度此生，枉将宿世善根，都消耗在‘之乎者也’之中，真是可惜！爱作无聊诗文，这是文人习气，若不痛除，想在佛法中得真实受用，万难万难！”
印老语重心长的教导，诚笃的语调，使她心灵受到了触动。她暗下决心，从此一定要专心研究佛学，了生脱死。她和女友在普陀山共住了一个星期，游遍了海天佛国的山山水水。离别普陀山那天，她再次前往法雨寺，向印老告辞。印老又诚诚恳恳劝她皈依佛教，了生脱死。坐谈了二小时之久。直到舆夫催她，说要是再坐，就赶不上去宁波的航船了。她才恭敬礼拜告别。印老送她到门口说：“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张汝钊回到宁波后，就写信对印光老人的三次教诲表示感谢。大师回信开示：“大凡聪明人，多皆傲物而自是，不肯受人呵斥。光愧无学问道德，不能稍益于世，因兹抱一他山石之素愿。欲令纯金良璞，皆由我粗砺之质，以成世宝。是以三次相见，不以赞而以勉，不以人情而以佛法为指示。其书与三次之语，呵斥颇切，意必此后绝不过问。而书中所叙，颇生感激。足见宿根深而见理明，不自是而肯听善言。倘能将才人习气，西欧虚派，尽情放下。以敦本重伦，躬行家庭教育，俾一切女流，同仰懿范。再加以生信发愿，自修净业，自行化他，同期解脱，以为闺范母仪，女流师范。则吾国之兴，断可必矣。”勉励她“若不以文钞文字刺眼，祈详阅而实行之。此后再阅古德净土各著述，则势如破竹，循流得源矣。”对于张居士呈上的诗：“已将慧剑斩情魔，十斛明珠委逝波，壮志全消豪气尽，年来只觉一身多！”等四首（《呈法雨寺印光老法师》，载《般若花》）， 大师评点说：“汝之诗意义甚佳，然欲避绮语之讥，须当行其事。否则何止绮语，乃妄语戏语欺三宝语也。光四十余年不作诗，故不为和。”
从此以后，张汝钊认真钻研佛典，并学习坐禅。偶有心得，便用偈颂的形式，写成短诗，以发挥其义理。一次，读永明延寿大师的《宗镜录》，十分投入，仅二三天时间，便把一百卷的《宗镜录》读完，似有明悟，文思泉涌，写了《赞永明大师》的七言律诗十首。她把诗寄给印光大师，借以报答最初给予她的法乳深恩。她想，这些诗，印光大师见了一定高兴，能得到他老人家的在赞许吧。
数日后，印老的回信来了。她兴匆匆地拆开一看，却大出意料之外，印老在信中说：
接手书，似深知其病。然以文字习气太深，虽自知而实不能痛改，则毕生终是一诗文匠。其佛法真实利益，皆由此习气隔之远之。故佛以世智辩聪，列于八难，其警之也深矣。读永明宗镜录诗，声韵铿锵，非夙有慧根者不能，然亦是修道者之障。以此种言句，皆系卜度而成，非真得道人随口吐出者可比。居士欲死作诗文之偷心，现在人无能为此种决裂开示，今引一古事以作殷鉴，则诗文匠即可为担荷如来慧命之龙象，而永为闺阃母仪，女流师范于无既也。其事在普陀山志，妙峰大师传中，清凉峨嵋二志亦载之。以此大师于三山均有因缘，故不厌其详。此师乃叔季不多见之人，其得益在山阴王寄鞋底于关中，遂得大彻大悟，不复以诗偈为事矣。（附录妙峰大师传以资参考）
汝钊看了信，忙接着看大师信后所附的《妙峰法师传》。传中记载山阴王曾在中条山造栖岩兰若，让妙峰闭关专修禅观。但妙峰“入山未久，即有悟处，作偈呈王”。王认为：“此子见处已如此，若不挫之，后必发狂。”遂取旧鞋割底，并书一偈云：“者片臭鞋底，封将寄与汝。不是为别事，专作打诗嘴”。以此来警示他不可专作自以为感悟的诗偈，而影响真正的学佛修持。妙峰法师收到鞋底后，用绳子把鞋底挂在脖子上警示自己，终于胸次空空，诗歌偈之妄想熄灭。
汝钊从印老话中深深受到教育，决心痛改虚玄的文字习气。从此，每当诗魔来时，她便想象自己脖子上有被印老所系的鞋底突然跃起，猛抽作诗的嘴巴。常作这样的观想，久而久之，文字习气逐渐化作平流澄水，不敢变精作怪了。她深深佩服印老，写了一封虔诚的信，决心皈依印老，为其弟子。印老十分慈悲，慨然答允，赐她法名为“慧超”。
以后，她在生活、工作和修持中，每遇到疑难，便写信向印老请教。印老总是慈悲地复信，对她的一些不正确的知见加以拨正，开示念佛法门，并指教立身处世之重大关节，字字切要，语语警策。汝钊自称：“每一拜读，如对圣颜，汗流浃背，惭愧无地！”深感“谊重恩深，无可答报”！却不料1940年的一天，她得到印老西归的讯息，如同晴天霹雳，她悲痛异常，作诗道：“噩耗传来一月迟，经窗雪夜哭吾师。人天眼目归何处？肠断神农昼寝时！”“一片鞋皮彻底酬，百千偈语止中流。摩挲颈上痕依旧，千古令人痛不休！”
自从印老生西以后，她返思教诲，深感佛法必须亲证，遂发重大誓愿：若不亲证真如，快不甘休！于是，辞去工作，专心致志从天台宗大德根慧老法师在宁波观宗寺学修法华三昧，后又回慈溪闭关，修法华忏二十一天，持楞严咒七天后，蒙佛力冥应，指令出家。1950年阴历二月初八日，从根慧法师披剃，赐名“本空”。从此焚弃笔砚，专心读律，并在上海、宁波等地讲演《法华》、《地藏》、《金刚》、《遗教》诸经，每天晨修忏法，晚念佛，放蒙山，夜习禅观，成了一位苦行高僧。
1950年阴历九月二十三日，本空法师在慈溪妙音精舍阅律修持时，接到观宗寺根慧法师来函，嘱她撰写缅怀印光大师文章一篇，以纪念大师圆寂十周年。她便在大师像前焚香祷拜后动笔。第二天晚上，得了个奇怪的梦。她醒后追述说：
见我先师印公老人，在一广博严丽的大殿中，展开黄色坐具礼佛，身躯高大，光明赫烨，命我在其后拜佛讫。我即稽首问曰：“十载翘诚，今得一见，愿兴慈悲，开示愚蒙！”师曰：“汝好自弘法，毋得厌倦。临命终时，我当来接。”我曰：“见师相好光明，得非大势至菩萨耶？”师曰：“是！不错！”我不觉长跪合掌，说我上月所作之《赞大势至菩萨偈》以赞之曰：“金瓶窦冠拥青螺，百亿牟尼漾碧波。绝妙香尘严极乐，无边光色净娑婆。摄生方便归安养，念佛圆通渡爱河。足步莲花大势至，现前接引见弥陀！”（《烟水集》第十二页）
本空法师一生向印光大师通信求教十多次，而面谒大师，除了1928年普陀山那一次以外，就是一九五○年梦中的这一次了。她说：第一次是引导她走进佛门，第二次是答允引她生西。所以称印光大师是她最敬慕的“原始要终之第一位大导师”。
注释
[1]本篇根据朱封鳌先生撰的《张汝钊居士（本空法师）谒印光大师》（原载《香港佛教》第494期）稍加改写。
[2]张汝钊居士(1900—1970)字曙蕉，印光法师赐名慧超，太虚法师赐名圣慧。浙江慈溪人。自幼学儒学，就读于沪江大学，后转入南方大学，因参加“五卅”运动，被捕，开除学籍。入章太炎主持之国民大学英文文学系。26岁毕业。1927年参加基督教。任宁波图书馆馆长职。常阅读印光、太虚诸大师著作，复读宋明理学及印度哲学。1928年，在普陀认识印光法师，四年后毅然弃基督教而皈依印光法师。先后到武昌佛学院、观宗讲寺参学。1950年2月，在慈溪妙音精舍由根慧法师剃度为尼，赐名本空，号弘量。并传授天台正宗。1954年、56年，赴日本、印度讲学。在“文革”期间被迫害，1970年示寂。居士擅长诗文，遗著有《绿天簃诗词集》、《海沤集》、《般若花》、《烟水集》四种。
70.教界努力齐斡旋，寺庙条例得修正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破除迷信、庙产兴学引发的毁寺庙、焚经书之风更加激烈，寺产毫无保障，佛教面临灭教之祸，而普陀首当其冲。印光大师在给顾显微、黄智海居士的书信中说：“佛教前途危险万状，普陀之情景不易言宣，虽未如黄岩永康之烈，然二三年愈入愈深，直成入室操戈喧宾夺主，而山上僧中无人头前办事者，又无道德学问见识，光系吃闲饭人，以彼既无能事之人，光亦不能为力。前途转好，非菩萨大显神通则永世无望矣。”为保普陀山寺产，大师出面舍命力争，始得苟延残喘。
1928年3月，南京政府内政部长薛笃弼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议，没收寺产，充作教育基金，改寺院为学校。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进而提出实施的具体方案。举国缁素，惊惶无措。幸好大师与谛闲老法师在上海，召集热心护法的各位居士计议，先与薛笃弼疏通，次派代表请愿，阻止了庙产兴学提议的实行。
1928年12月，由内政部草成的《寺庙管理条例》，经国民政府酌加修正后，于1929年1月25日正式公布。该条例二十一条，因袭北洋政府1921年5月公布的《修正管理寺庙条例》者颇多，而关于寺产管理和寺院兴办公益事业方面，以地方政府的权力为主导，无形中取消了寺院财产管理自主权，为剥夺寺产开了方便之门。例如，条例要求成立寺产保管委员会，而佛教在其中的代表不得超过半数，这样寺产的控制权实际上归于地方政府和地方公共团体。佛教界直接就认为该条例属于驱僧夺产条例，期次第剥夺，以达灭教目的。该条例理所当然遭到佛教界一致反对。各地佛教团体纷纷致电、呈文国民政府，或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修改。
条例公布不久，薛笃弼就卸任了，赵次陇接任内政部长。赵次陇名戴文，山西五台人，字次陇，号清凉山人。1893年入山西令德学堂，1905年留学日本，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山西农林学堂和普阳中学堂，与阎锡山等策动革命。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府秘书厅厅长。1916年后长期在山西、北京等地担任军政要职。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国民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山西省政府主席。他是对佛教有好感的政客。印光大师给他写信请求斡旋，修改条例。
1929年4月，中国佛教徒第一次代表会议在上海召开时，提议向政府请愿根本废止《寺庙管理条例》。中国佛教会认为，《寺庙管理条例》“违反党纲，抵触国法”，“所以发生窒碍之处，实由起草者根本上不明佛教为何物，而复中于一般流播之浅说，故所以条款多含破坏之精神。” 6月4日，中国佛教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执监委员会会议，决议全体执监委员于6月6日赴南京请愿政府及立法院废止《寺庙管理条例》，并请速颁宗教法。
阴历五月初三（6月9日），大师又给国民政府的一位重要人物焦易堂居士去信，请他发为国为民之心，极力维持。焦易堂当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大师给他的信，洞彻利弊，十分犀利。信中说：“初一接手书，不胜欣慰。既以菩萨心肠，作护法事业，则当今适逢其会。民国肇造共和，奉教自由。以三民主义互相号召，今已十有八年。而于僧人则越格虐待，其意盖欲驱僧夺产，而俾全国了无一僧，方可快意。又恐碍于舆论，姑以管理之名，用为驱夺之据。其所立二十一条，如第四，第五，第九，虽冒其管理保护之名，能不令有知识者痛心，挟野心者欢愉乎。此种立法，尚得谓之为奉教自由乎。尚有民生，民权，民族之实际乎。尚是共和国之开国政令乎。如此主义，乃实行令民死，夺民权，灭民族耳。若曰，此系于僧界为然，非统国民如是也，试问僧非国民乎。若国民通作此等法令，尚有可原。今唯僧为然，非以其微弱无力，遂用此强陵弱众暴寡之手段乎。日本以蕞尔小国，称雄全球，不以佛法为赘疣。吾国自后汉以来，佛法流通于东西南北各国。今欲国界统一，人民安乐，以阴翼郅治，显淑民情之佛法为赘疣，而欲去之。是何异欲树之茂而先截其根，欲流之远而先塞其源。佛法之益世在精神上，非凡愚可得而见，如树之根，水之源。世之浅知见者，只在条干枝叶上批评，泛滥充溢上议论。于其所以荣枝叶条干，致泛滥充溢处，则莫之能知。岂非所谓北辕而适越，却步以求前乎哉。前月二十九日，上海佛教会诸缁素，往京请愿，昨接其来信，召在会各缁素委员同来。光本无门庭，无徒众，无作为之一待死老僧。彼会以光微有虚名，故亦置之于其会员之中。然光固置此身于度外者，若民国相容，则不妨尽其余年。若不相容，则不妨与河伯海若结为伴侣，免得窒碍民国地界。岂须请愿求容，以期久存永世乎。只因佛法乃人天眼目。当此互相残杀迄无止息之际，而欲兴利除弊，先从事于灭法。则恐蹈魏武，周武，唐武之覆辙，而徒膺报于自己，贻诮于后人，而于国于民有损无益也。以故不避忌讳，直陈利弊。冀居士发为国为民之心，极力维持。俾以前所颁之条例，不成事实。则共和奉教自由，三民主义之号召，其有益于国于民也，大矣。岂徒僧界蒙福利哉。”
教内诸大德的努力产生了效果，内政部部长赵戴文在国务会议上提议缓行、修改《寺庙管理条例》。同时，内政部呈请国民政府将《寺庙管理条例》转交立法院详加审核，赵戴文本人也愿到院陈述意见，并且提议未经修正公布前，由部转行各省维持现状，将条例暂缓施行，俾免纠纷。经行政院第25次会议议决，采纳了内政部的意见。
1929年11月30日，立法院第63次会议逐条讨论通过修订后的《监督寺庙条例》十三条，国民政府于12月7日公布了这一条例，并将引起极大争议的《寺庙管理条例》明令废止。
注释
[1]焦易堂(1880一1950)，名希孟，字易堂，陕西武功人。1911年陕西起义宣布独立，任都督府参谋。1917年护法之役，任大元帅府参议、护法国会议员。1918年陕西靖国军起义护法，孙中山任命为陕西劳军使，1921年12月，任大本营参议。1926年北伐，蒋介石任命为宣慰使；同年4月，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11月，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兼法制委员会委员长，并与王用宾等创办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1935年7月，任最高法院院长；11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42年任国民政府委员，1943年10月。任国民因府顾问。1945年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7年当选为行宪国民大会代表。1948年冬赴上海。1949年12月去海口；同月去台湾。1950年10月病逝于台北。
71.离开普陀拟归隐，暂住上海校经书
印光大师面对佛教衰微、人伦崩坏、天灾人祸频繁，人民水深火热，悲心不忍，放弃潜修生涯，从民国七年（1918年）下普陀山到扬州藏经院刻印《安士全书》开始，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展开了十年的弘化事业，刻印流通各类佛经善书一百多种。与此同时，由于《印光法师文钞》的全国流通，向大师来信请教的人越来越多，到普陀山法雨寺或者上海太平寺拜访大师的人也越来越多。回信，接待来访，校对经书，大师是终日忙碌，终日劳累。
大师忙到什么程度呢？大师自己说：“从此印光之名，常刺人耳目，而从前之自在幸福，完全失之。此后函件日多，甚至月有百多封。且光一向不喜用人，而拆、写、封、贴，通归自办。况尚有人情往还，颇觉辛苦。”大师已经六十九岁高龄了，应酬日多，精神日减。长此以往，势必累死。则于人无益，于己有损。如何能再这样忙碌下去呢！因此，大师在1928年的时候就决心要找一个交通不便、不为人知的地方隐居起来。大师给江易园居士的信中说：“光拟今年印书事告竣，明年将《普陀志》交代，则隐于不通邮局之所，以终余年。否则，终日为人忙，生死到来，手忙脚乱。将奈之何。”
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初的时候，大师就计划好了，定于二月下旬下普陀山，往上海陈家浜太平寺，料理印书事。到六月仍回山，七月离开普陀山，不再回去。八九月把印书事务处理完，就长期隐居，以后永远不与一切人相往还交涉。大师准备去哪里隐居呢？计划是到香港。香港的黄筱炜等居士已经为大师建造好精舍，并且多次邀请大师到香港隐居。按照大师的想法，避居香港，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能够减少人事往还。
大师是如何跟黄筱炜居士结缘的呢？这缘起于黄居士等人组织哆哆佛学社，将《哆哆佛学社缘起》寄给大师鉴定。大师将校正后的缘起及念佛仪规寄回去，并问为何在念佛仪规中的观音、势至后，加一哆哆诃菩萨。黄居士回信详细报告哆哆诃菩萨假借黄赤松大仙的身份降临乩坛引导大家学佛，最后告诫大家不许扶乩的经历。其事与明代的觉明妙行菩萨临坛引导弟子学佛，然后禁止扶乩的事迹类似。大师回信开示：“哆哆菩萨所示，可谓真实之极。觉明妙行菩萨，与哆哆菩萨，如出一辙。足见扶乩之不可依据。菩萨行于非道，通达佛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即此可见一斑。哆哆菩萨既有大恩，实不可忘，然亦不宜加入念佛仪中。念佛仪，虽文殊、普贤、地藏、弥勒尚不加入，况其它乎。然此等菩萨，同摄清净大海众菩萨中。若加入哆哆菩萨，在本社固无所碍，然他处不知，反招疑议。但宜另供一处，朝夕礼拜即已。”
黄筱炜居士庆幸得遇善知识指导，所有因缘如哆哆菩萨所示无二，又知印光大师有隐居之意，所以发心建造精舍，准备迎接大师到香港。
得知印光大师准备长期隐居的消息，弟子辈多依依不舍。各处闻讯要迎请大师的有十多处。例如，福建周伯遒居士有意请大师到厦门居住，大师没有答应。周居士又请求大师临隐时赐一函，以为圭臬。大师回信开示说：“然则一部文钞，皆系闲言语乎。程子云，遵所闻，行所知，何必及门求吾哉。今谓只此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此八句，若能依而行之，为圣为贤，了生脱死，皆有余裕。佛法要妙，唯在乎诚。汝能始终守之以诚，则更无可言矣。谈玄说妙，弄口头，求神通，宜置之东洋大海外，方可亲得实益耳。”这段开示概括了大师一生弘化的教义纲宗在于“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修行的秘诀在于“佛法要妙，唯在乎诚。”
七月，大师离开普陀山，暂住上海太平寺，对江易园居士寄来的《三字镜》略加笔削，为李圆净居士编纂的《地藏菩萨本迹灵感录》作序。八月，撰《日诵经咒选录序》，为谛闲法师《普门品讲义》作序。九月，作《重印达生福幼二编序》、《莲宗正传跋》、《新编观音灵感录序》。
大师本来计划九月份隐居的，但是因缘到来，又暂时走不了了。为什么呢？因为聂云台居士请前清翰林许止净居士编辑《历史感应统纪》脱稿，要刻印流通，而聂居士本人因病在庐山修养，所以请求大师来料理这本书的刻印流通事务。《历史感应统纪》这本书的缘起比较早了，民国十三年，江浙发生战争，魏梅荪居士发心摘录《迪吉录》中将士好杀不好杀的因果事迹，寄给印光大师，希望流通以劝诫军阀。大师以事迹太少，希望将《二十二史感应录》中的有关事迹都选编出来，但是魏居士年老力衰，力不从心，未能完成。而许止净居士编的《历史感应统纪》完整搜集了五千年正史中的因果事迹，对于挽回世道人心会产生巨大的作用。大师觉得这本书满己夙愿，功在千秋，校对刻印义不容辞。大师说：“此书于世道人心大有关系，乃许止净于二十四史中採其感应事迹，加以评论，洵为劝善最有力之书。以其事皆属正史中事，彼邪见人不敢谓为虚构故也。”于是决定再呆几个月，把这本书校对刻印出来之后再走。而香港早已函电催促，大师决定明年正月当即前去。
从秋至冬三个月，排《历史感应统纪》三号字一部四本。同时因为学生喜看小字，所以又排四号字一部二本。
注释
[1]哆哆佛学社缘起：民国初年，香港有扶乩者，言其仙为黄赤松大仙，看病极灵。有绝无生理之人，求彼仙示一方，其药，亦随便说一种不关紧之东西，即可痊愈。黄筱伟羡之，去学，得其法而扶，其乩不动。别人问之，令念金刚经若干遍再扶。依之行，遂亦甚灵。因常开示念佛法门，伟等即欲建念佛道场，云，尚须三年后办。三年后，彼等四五人来上海请经书，次年来皈依印光大师，遂立哆哆佛学社，以念佛章程寄来请大师鉴定。念佛后，观音势至后，加一哆哆诃菩萨。大师问，何得加此名号。黄居士遂叙其来历，谓前所云黄赤松大仙，后教修净土法门，至末后显本，谓是哆哆诃菩萨，且诫其永不许扶乩。
72.报国闭关缘有在，弘化立社法无穷
印光大师想到香港隐居，身边的法师如真达和尚、德森法师，上海净业社的居士其实都不想大师离开，也多次挽留大师。大师生病，真达和尚及关絅之、沈惺叔、赵云韶诸大居士都来看望，再次挽留。真达和尚说：“此去香港，路程遥远，您老不惯于坐船，如果去，吹了海风，恐怕又得生病。”又说：“您老在浙江、江苏、上海的信众极多，如果离开，大家都会感到失望，就会感到失去了依靠。我看您还是就在江苏、浙江一带闭关，就算什么事也不做，也能让大家安心啊。”大家都觉得真达和尚说得有理。关居士也说： “师父您就留下来吧，闭关的地方我们来安排。”在大家的反复挽留和劝说下，大师终于同意留下来就近闭关。
大师闭关前的心情怎么样呢？他在给徐蔚如居士的信中说：“光于去腊病旬余，因兹取消香港之行。现病已复元，不日将往苏州活埋。昨已将张慧扩为其女师昭所任之印书款一十元接到，今为彼一信，祈为转致。锡周处，随便见之，亦祈说之。所有闭关诸事，概由真达和尚及其徒明道师料理，不须挂念。光今年已满七十，想亦不久人世，倘或数年不死，及大有所得，或可一出。否则毕此一生，当不复出，以免自误误人也。现今欲令一切人得益者，除提倡家庭教育及因果报应，决无大效。佛法、世法欲令进化，均不出此二法。彼唯谈玄妙、拨弃事修者，适足以增长著空之邪见耳，不唯无益，而又害之。”
真达和尚与关絅之、沈惺叔、赵云韶等诸大居士商量安排大师闭关的地方，正好高鹤年居士办义赈来到上海，大家一起商量，觉得苏州穿心街的报国寺寺院不大，比较僻静，是适合用来闭关的地方。大家委托高鹤年居士去苏州一趟，劝报国寺现在的主人清禅法师把报国寺让给大师闭关。经过作工作，清禅法师同意了。真达和尚于是派弘伞，明道二师，前往接管，花数千圆进行了整修。
报国寺原在文庙西，始建于宋咸淳年间，名报国禅院。元至元二十二年由湖道肃政廉访使捐赠重建，普照任住持，一时禅风甚盛。明初禅院录开元寺，景泰天顺年间僧志学请于朝廷改院为寺，遂成丛林。成化年间住持成钊大扩规模，殿宇、客寮、斋堂、库房等计有数百间，占地47亩，成为巨刹。嘉靖万历年间东南扰乱，佛法渐衰，报国寺亦渐颓废。万历末僧慧如苦行重兴，茂林继之，以慈悲心接物利人，以智慧力敷教弘化，专持阿弥陀佛名号，受法三千余人，受戒万余人，饭僧数十万人，是为报国寺最盛时期。
清咸丰后，佛教复衰，至光绪末，僧楚泉见寺日趋衰败，发心重兴，特赴京请颁藏经。楚泉离寺后，江苏巡抚程德全听信幕僚谎话，言报国寺有寺无僧，遂将全寺没收改建植园。楚泉请经回苏，寺已易主，只得借地安藏以待机缘。民国二年程德全罢官闲居，研究佛学而生信心，深悔当初毁寺之举，于是在民国十年出资购穿心街原中军衙署，重建报国寺，但规模较小，仅四亩有余，延请楚泉住持。
二月，报国寺修理完毕，诸位法师和居士送大师前往苏州。郭介梅居士有送老人到报国寺闭关诗曰：“每从絮果证萍因、慧镜光寒谢绝尘。净域禅关参一指、仁山智水悟三身。椿松树荫灵岩晓、桃李花荣佛国春。世界挽回千万劫、慈航引导出迷津。”大师的行李并不多，只有简单的铺盖和几箱经书，以及伴随大师数十年的小木凳（作枕头用）。
之前，净业社诸位居士认为，大师人虽闭关，但法贵流通，于是禀明大师，拟在佛教净业社成立流通部及赠书处。大师就命明道法师管理上百种经书的纸版和数万册尚未发出去的经书。明道法师与关絅之等居士拟订流通办法，分全赠、半价、照本三种。这种流通办法，旨在弘法利生，与一般书店的营业谋利截然不同。各处需要印书都可与流通部接洽办理。
三月，大师撰《佛教净业社流通部序》。回顾流通善书、佛书概况：“光滥厕僧伦，已五十年，于世出世俱无所益。每念世道人心，愈趋愈下。拟流通善书，及浅近佛书，以期挽回。民国七年遂有《安士全书》之刻。以此书即世间因果，显儒释真理。智者观之，直登觉岸。愚夫观之，亦出迷途。至十年友人劝缩小排印，遍布全国。但以人微德薄，只募印五六万部。自后陆续印者，亦达五六万部。《印光文钞》，亦印数万。此外单本者，有十余种，随缘印施。黄涵之《弥陀白话注》，已印数万。《心经》及《朝暮功课白话注》，当更为学佛者所乐观。许止净《观音本迹颂》，已印八万。《历史感应统纪》，已印六万。此书后来，当有数十百万印行之事，实为挽回世道人心之一大根据。此各种书，均留纸板，或二三四付不等，以期后来续印耳。”叙佛教净业社流通部缘起：“光老矣，欲灭踪长隐，以待临终。而王一亭、施省之、聂云台、沈惺叔、关絅之、黄涵之等，与明道师商定，在净业社内，设立流通部，安一二真心实行，自利利人之士，以料理印施等事。则源源相续，流通无已。除此板外，若有合机益世之书，亦当排印流通。”佛教净业社流通部的赠书部分就是弘化社的前身。
起初大师本欲谢绝人事，闭关专修，但经不起诸弟子的追随不舍，即在关中时常方便说法，接引弟子，因此弘化事业，比以前更为盛大，所谓足不出户，而成教于天下。弘一大师谓之为弘化极盛之最后十年，即是指此而言。
而经书流通方面，到1931年春，佛教净业社流通部业务扩大，于是宣布弘化社正式成立。同时，印光大师认为上流通经典有佛学书局、功德林、有正书局等多家，而苏州却一家也没有，提议将弘化社迁到苏州办理，明道法师和诸大居士经过开会一致赞同，这样弘化社就迁到了苏州报国寺，在大师的指导下开展流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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